不，他没有同李广元联系过。他们的活动路线也不曾有过交叉。从1933年起他就在老老实实地作战。他知道，他在为自己的祖国、为母亲、为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作战。他相信，他在为国家的未来作战；他反对日本人，因为他们占据了大片土地，自己又不会耕种；他反对英国人和法国人，因为他们卖身投靠大洋彼岸的金融寡头。他反对美国人，因为他们压榨普通劳动人民，利用别人的不幸进行投机。他认为，汪先生的天才将永世生辉。
这还是1937年秋天以前的事。那时候，他们唱着歌去讨饭，令人陶醉的胜利空气使他和他在坦克部队中的同伴们变成快活而和善的放荡之徒。但是上海城下会战之后，开始同游击队作战，并且发布了枪毙人质的命今，这时他有点惊慌失措。
当他所在的排第一次奉命在监狱枪毙四十个人质（那里有一列军用列车被颠覆）的时候，就开始酗酒了：站在他们面前的人质是一些带着孩子的妇女和老人。妇女们把孩子紧紧搂在自己胸前，用手捂着他们的眼睛，要求尽快打死他们。
那时他真正狂饮起来；他的许多同事们也在默默地喝白酒。谁也不再讲逗人的笑话，也没有人再拉手风琴。后来他们又去参加战斗；和日本人的激烈交锋在他头脑中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不再回忆那一场噩梦。
有一次，他回家做短期休假。他家的一位女邻居带着女儿来看他。女儿叫丽丽，长得很漂亮，娇生惯养，举止优雅。每天夜里都梦见她。他比她大十岁。因此他心里总对她怀着一种柔情。他幻想她会成为一位贤妻良母。他特爱幻想，总希望他家的存衣室里摆着许多双童鞋，因为他特别喜欢孩子。他怎能不喜欢孩子呢，他在为他们的幸福而战啊
下一次休假期间，丽丽成了他的妻子。他又回前线去了。丽丽忧伤了两个月。当她察觉自已经怀孕的时候，她开始感到寂寞、害怕。后来她便到城里去了。孩子生下来以后，她把婴儿送进了孤儿院。这时丈夫受了严重的内伤，住在医院里。出院后他回家探亲；家里人告诉他，丽丽跟一个男人出走了。这脱不禁回想起那些妇女。有一次，一个三十岁的女教师为了五盒罐头同他的一个朋友搞在了一起，因为她有一个女儿，但没有东西喂养她。第二天早晨，这个女教师把女儿托给邻居，把她父亲的照片和这五盒罐头放在襁褓上，她自己上吊自杀了。然丽丽是青年队的队员，真正的江浙女人，而不是野蛮的北方人，可她却象最无耻的女人一样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了孤儿院。
他每周去孤儿院一次，他很少有机会抱着女儿走一走。他逗着她玩，给她唱歌，对女儿的爱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乐趣。他看见那个女报务员爱抚地摇晃着自己的小男孩，让他入睡，于是他第一次明确地问自己：“我们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用和我们一样的人，同样热爱自己的孩子，同样准备为了孩子牺牲自己”
当他看见罗夫残酷地折磨那个孩子的时候，他便做出了决定；当然，这不是出于理智，而是受感情的驱使。他从罗夫和汪小姐（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准备把孩子整死）身上看见了对他来说已成为背叛象征的丽丽的影子。
半个小时以后，他回到孤儿院，站在涂着白漆的窗户旁边，感觉到他心中有某种东西受到了损伤。
“您好”他对一个正在朝小窗外面张望的女人说，“毛毛是我的女儿。他们允许我……”
“是的，我知道。可是小女孩现在正在睡觉”
“我要上前线去了。我想抱着她走一走，让她在我怀里睡吧。该换尿布的时候，我再把她送回来”
“恐怕医生不会同意的”
“我要到前线去了”卫兵重复了一句。
“好吧我理解您…我尽力而为。请您在这里等一会儿。”
他等了十分钟。他浑身发抖，上牙合不上下牙。
小窗终于打开了。有人递给他一只洁白的口袋式襁褓。女儿脸上蒙着一层白包布。小姑娘在睡觉。
“您想到街上去吗？”
“什么？”卫兵没听明白。他觉得问话人的声音是从远方传来的，仿佛隔着一扇关得严严实实的房门同他说话。自从那次受内伤以后，每当他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感觉。
“请您到我们的小花园里去吧，那里很安静，如果遇上空袭，您可以迅速地转移到地下掩蔽所去”
卫兵来到大路旁边，听见背后传来吱吱轧轧的刹车声。一个军用汽车司机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刹住汽车，然后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朝他大声喊道：
“您怎么啦，没看见汽车？”
卫兵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低声嘟哝了一句，然后轻轻地向地下室门口跑去。报务员正站在门口等着他。小男孩躺在一只箱子里。
“等一下，”卫兵说着把女儿递给报务员，“您抱住她，我跑到公共汽车站去。在那里看得见转弯处开过来的公共汽车。我跑回来接您也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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