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羽组一看来原本应当在七月份就确定下来的事，结果在九月份急转直下，而事情的全过程竟然以青年同志们意想不到的过程发展下去。
——汪星悦，《关于中科院历史遗留问题的希羽组视角报告》（简称《希羽组历史观报告》），1982.9.22】
1982年9月23日清晨，乔公从“老林”手中接过了汪星悦直接发到乔办的《希羽组历史观报告》
最终，发到乔公的报告原文如下——
1928年4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国立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本作简称：中研院）院长。
同年6月9日，在浦江东亚酒楼召开中研院第1次院务会议，标志中研院正式成立。
1929年9月9日，国立北平研究院（本作简称：北研院）正式成立，留学法国的李石曾首任院长。
此后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由于独立于其他机构的中研院与隶属于ROC教育部的北研院互不统属，且后者在事实上成为了与前者为并列的大型综合科研机构（而非李石曾当时提议的“局部或地方性的研究机构”），并由被分别视作“留英美派”和“留法派”头子的蔡、李二人在海内外争抢人才等内外因，导致两边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各种冲突。
因留学国别的不同，民国学界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留学集团”，互相之间的矛盾很深，引出种种人事纷争，并因之而对民国学术的发展造成了不可言说的伤害。
当时两大国立研究机构中，中研院组成人员基本上是欧美留学生，而北平研究院清一色是留法毕业生。留美学生创建有中国科学社这样的社团组织，留日学生成立中华学艺社与之对立，而没有留学经历的“土鳖”们成立中华自然科学社抱成团，这三大综合性科学社团不仅各自为政，而且往往还相互拆台。1920-1921年在中国访问的罗素已经敏锐地看到这一点，“从不同国家归来的留学生之间时有分歧”。
1936年，与国立清华大学内的学者沟通并不顺畅的华罗庚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至1937年回国。
抗战爆发后，中研院各机构由金陵、浦江外迁并在抗战结束后迁回宁、沪。
1940年3月5日，时年72岁的蔡元培病逝于香江。
抗战后期，中研院开始筹备数学研究所时，华罗庚一度非常积极参与。他热心地为数学所从美国募集到一些书刊资料。
1944年初，他曾写长函向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陈述他对建立数学所的一些看法，还同数学所筹备主任姜立夫教授交流过想法。
华罗庚认为一个比较完备的数学所，应当包括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三大部，而每部则包括若干重点领域。但华罗庚对数学所筹备的一番好意，却引来了一些流言，他只好申明自己“不在研（究）所任职以明心迹”。
1947年3月，已经秘密入党的关肇直成功考取公费留学，赴法国巴黎大学庞加莱研究所留学。
1947年7月，中研院数学所正式成立时，姜立夫被任命为所长，其弟子陈省身为代理所长，当时旅美的华罗庚被聘为专任研究员。
1948年，中研院首次评议和选举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院士，共有包括华罗庚在内的81名院士，分为数理、生物、人文3组，开创国内院士制度先河。
1948年冬，因战争缘故，8名院士以及部分机构的图书和科研设备被ROC方面抢运赴台。
1949年4月23日，金陵解放；5月27日，浦江解放。
实际上，民国学界可谓派系林立。不仅因不同留学国别造成留日、留美、留欧之间的派别，国内不同学校毕业也有其派别。时人批评说，在中小学则有某大学派，某师范派，在大学则有英美法德日等派，派别之中，复有以地域而分化为小派别者，名目繁多，不胜枚举，“留英美派”与“留法派”的冲突只是最明显、最知名的一部分。
派系的权力虽然无形，其影响却超过了校长的权力。
然而，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冲突的余波仍未消散。
以上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情况，以下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情况——
据《竺可桢日记》记载，出自清华的钱三强起初其实“极不赞同”华罗庚出任所长。但在筹备数学所的过程中，钱三强等人逐步转变了看法。
华罗庚回国后，很快就有华罗庚想当所长的传言，尤其是从清华大学传出华罗庚“胃口太大”的风言风语，甚至被批判为“政治上的骗子，学术上的商人”。
1950年12月23日，华罗庚主持中科院筹备处会议，正式推举华罗庚出任所长。
最晚1951至1952年，华罗庚在一些人眼里就成了问题人物。由于他曾加入KMT，并受到常凯申的召见，在一些人看来这都是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因而被作为重点对象受到了很不公正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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