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丰带着胡鸾仙又在儒家的论道场中继续逛。一路上胡鸾仙也因为张三丰的杰出表现而既兴奋又自豪得很，更是把他粘得很紧。弄得司马迁倒不好意继续跟着他们了。
逛着逛着，他们来到了一家会馆前。门上那副对联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但见那副对联写的是“罢黜百家，清除天下祸患根源；独尊儒术，确立大汉正统思想。”再看馆名，匾额之题有“独一馆”三字。张三丰知道这个会馆肯定是董仲书所设。胡鸾仙也对那副对联甚是愤恨，轻蔑地笑道：“好大的口气！三丰！咱们去踢了他这会馆！”张三丰也有此意，便携着胡鸾仙进了会馆。
会馆内人还挺多，还分了不少的雅间。有啥子琴堂、棋室、书画厅之类的。最大的大厅当名为“清谈堂”。
西汉儒生喜欢清谈。所谓清淡，犹如开个茶话会，主持人可以拟个主题，参与者可分别发言，发表自己的见解，对儒学上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或解释。这种方式既近于辩论又有些像学术研讨，但最后却成了儒者诂名钓誉的一种方式去了。甚至于东汉未年，偏于谈论些玄异内容，发展成谈玄去了。这有点儿像玄幻小说的发展模式。原因呢还是在于董仲书所推行的“新儒学”其实就是个打着儒学的幌子的怪异之说，不乏“妄议灾祸”的成分在内。
张三丰与胡鸾仙来到清谈堂内，于偏僻之处找了两个位置坐下。
此时主持之人正是那董仲书。他正在大讲特讲“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其实“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是道家研究出的理论，就是讲人自身的修炼要通过“守虚静，致虚极”的状态下去感悟天地大道，从而达到使自己的思想行为完全符合大道而犹如与天地融为一体一般。但董仲书哪里精于此道？他所提的不过是一些“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故“天道”体现于人间，就是“人道”，其实质就是三纲五常。天地阴阳、五行相生、四时相续，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伦理法则。故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仁、义、礼、智、信”必须是大家都要遵守的，这才算符合了“天道”的！”他解释为“仁义制度立数，尽取于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植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是以天人合一，君权神授！”。董仲舒又强调“天人感应”：皇帝受命于天治理人间，如果做的好，老天就会降下祥瑞，例如各种神兽、奇石、彩云、星辰变化等；如果做的坏，老天爷就会降下天灾示警，约束皇帝的德行。并说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于张三丰看来，董仲书虽然吸收了阴阳家的天地阴阳、五行四时等观念，又结合儒家的自然法则和人伦规范，牵强附会地构建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宇宙观和社会间架模式，不过是为了重新树立起天道的宗教权威性，进而引出“天子受命于天”的核心观点而已。但真正从道学角度去衡量，完全就是一派胡言！
待董仲书停了下来，张三丰站了起来，问道：“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下董先生！按先生所说，人为天成，人之血气、德行、好恶、喜怒、受命等皆显天道。此诚人之天生，便当天养也。人之天生天养，方显自然。老子有言“道法自然”，于人而言，天生天养，便合乎自然而循天道也！然先生却以“三纲五常”框治于民，使之不能天生天养，何敢言“天道”即“人道”哉？先生之“人道”，谓之为“三纲五常”，以其束缚于人，使人不得自然地生存发展，果真“人道”乎？”
董仲书辩道：“父养子，此人性也。子无父养，幼时岂可得活？故父为子纲，岂有不对之处？夫养妇，妇赖夫生，故夫为妻纲，也此理也！君养臣，君为臣纲，岂可悖逆？仁、义、礼、智、信，皆为人之道，岂可废之不顾？”
张三丰驳道：“孔子有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君择臣而任之，臣亦择君而事之。”岂独“君为臣纲”哉？又曰“事父母几谏。”如果父母有错，做法不妥，做儿女的就该尽力劝阻。孟子也讨论过，若是大是大非面前，儿子更不应该顺从父亲。就如说到舜之父有错，舜若包庇容忍，就应该交出天子之位而带着父亲自个躲到东海之滨无人之处去生存。岂能一概以“父为子纲”而论之？夫妻共同生活，各尽其职，各出其力，互相帮衬，共同过好日子，本就该是平等待之的，何来非得“夫为妻纲”的？仁、义、礼、智、信也是在平等待之的情况下才讲的。对不仁者仁，则为纵恶而对天下人不仁！此为“仁”乎？对不义者义，乃授不义者肆意妄为之资也，此“义”乎？对无礼者礼，是要伸着脸去拿给别人打么？对不智者讲智，亦不是对牛弹琴么？对不信者信，亦不足以取信之！反被他认为可欺也！故同等对应，平等而立，方为正理！遵守地位平等而独立的原则，方是为人之道！岂可盲从之？人人平等，方可使人自适其命、天生天养，才合乎于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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