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么一点官吏，往往是要管理数十里，上百里方圆，数万，甚至十余万的人口，所以是根本管不过来的，绝大多数事项，都是依赖于地方士绅合作，外包给士族大姓代理。
刘协对于曹操不满，但是他想要改革，改良，或只是改动，都需要人手，钱财，而他所有的钱财又只能来源于地方的士族乡绅，所以实际上刘协任何的『改』，都会只限于很小的范围。
最为关键的一点，古代封建王朝的治理困局，包括刘协所面临的所谓困境，其本质上是农业文明的政治透明天花板。看着似乎有无限上升的空间，有更多的田地就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人口，但是实际上当社会复杂度超越集权体制的承载能力时，既得利益集团的固化、治理成本的飙升与制度创新的匮乏，共同构成了皇帝们难以突破的界限。
只有类似于斐潜那样，在农业基础上扩展手工业，发展商业，才可能击碎这种透明天花板……
可是刘协对此感觉到了恐惧和忧虑，因为在这些方面上，他什么都不懂。
而且现在，刘协也为这种恐惧和忧虑找到了一个理由和借口。
斐潜没有遵他的诏令！
刘协觉得脸上似乎有些疼。
……
……
前线因为大雨不得不暂停战斗的消息，也传递到了斐潜之处。
他也没有催促。
斐潜这里的雨倒是停了，可是道路泥泞，也要等干燥一些才能继续往前。
行军作战需要客观条件的配合，治国理政同样也是需要。
套一句话来说，前线的军校兵卒只需要打仗搏杀就行了，而斐潜要考虑的问题……
咳咳。
斐潜现在考虑的问题，就是下一个阶级意识形态的可能变化。
在汉末当下的窗口期，是否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性。
其他的事情，旁人都可以替代他去做，唯独只有这一件事情，只能是斐潜独自来完成！
斐潜很清楚，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董仲舒构建的『天人感应』理论将天子制度神圣化之后，加上阴阳五行学说与宗法制度结合，形成“『天命、德政、礼制』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这种理论体系因其自洽性，成为难以突破的思想桎梏。
三角形，就是最为稳定的架构。
这也导致了在汉代之后，上层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动了。
三角形的上层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再加上中低层的『郡县官僚，大族世家，地方乡绅』三位一体，相互变化，又相互稳定三角形下层政治执行体系，基本上也就是在技术条件限制下已达到农耕文明治理效能的极限。
这种既得利益集团维护现有秩序的能力，是远超过改革的动力的，因此可以看到在大汉之后，天子模式就成为了固定的标配，再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斐潜思索着。
大汉当下，就像是目前的战局，前有敌军拦阻，天有风雨，脚底下还有烂泥。
如果什么都依旧，杀就了事，然后屠龙者变成恶龙，其实很省事。
但是么……
那么，穿越还有什么意义？
从上古部落炎黄开始，其实华夏就一直都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着发展。
夏商周是一个体系的，到了周王朝的时候分封诸侯，走在了世界的先列，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体系，更是沿用了千年的有效治理分封模式。
春秋战国时期，验证了大分封模式在华夏这种广袤的国土上的绝对不适合。长达两百多年的战争，使得华夏意识到只有大一统才能带来安全感。
也就诞生了秦始皇。
车同轨，书同文！
这是秦始皇的伟大，也是华夏的伟大。
毕竟在西欧那么点地方，竟然有那么多的语言和文字……
但是在大汉之后，『天子』模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了。
天子模式是大汉的创举，但是……
斐潜叹了口气。
三国之后，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冲击反而强化了集权需求。
五胡乱华、蒙元入侵等事件之后，重建的王朝选择的是继续强化『天子』模式，而非去革新传统的政治阶级制度。
要说华夏完全没有改变的触发点，倒也不是。
或许唐朝的天可汗，也曾经是一个契机？
但是唐朝的天可汗模式，其实更像是天子模式外挂上了周王朝的分封制度。
唐太宗接受『天可汗』尊号，确实是创造性地将中原『天子』与草原『长生天』结合。这种双重合法性使其既能通过儒家礼制统治中原，又能以盟誓、神判等方式维系草原部落。只不过唐朝的『天可汗』，更多的只是在虚名上，甚至是唐朝自己华夏地区的自我标榜，外族使者口头宣称，至于在外域之中是不是有『天可汗』的名号，是不是遵从『天可汗』的号令，都是存疑。
同时，唐朝后期过度依赖蕃兵蕃将。没有用唐人治理胡地，种下了安禄山这样的恶果。这种『以夷制夷』策略，显然不是长久之策。在中央强势时或许有效，但一旦华夏中央主权衰弱，反而成为叛乱温床。
而且在进贡体系上，唐朝也长期处于华夏『人傻钱多』的状态，为维持朝贡体系，唐朝实施『厚往薄来』政策，为了维护面子，而丢了里子。
当然，斐潜觉得这其中可能还有唐朝士族大姓类似于明代沿海『海盗倭寇』的手段。只不过史书上相对应的内容较少，使得斐潜也难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只能是暗中猜测。
同时，还有一点更加关键的因素，也是斐潜在长安处理汉人羌人争端过程当中，忽然想到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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