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94年普鲁士出台《一般邦法》，这部法律中开头便使用了“居民”而非“臣民”，这一包含代表平等主义的称呼，法典强调了无论社会地位、阶层或性别，国家的法律对所有成员都有约束力。但是在第82章的介绍中，法典谈及“贵族的义务和权利”时，直截了当得表明“贵族是国家的第一阶级”，他们主要天职和任务是保卫自己的身份，并且贵族成员只用接受最高法院的审判，贵族有特权进入“国家荣耀的地方”、“只有贵族有权拥有贵族领地”。
当时普鲁士的执政者已经不是腓特烈大帝，而是他的侄子腓特烈·威廉二世，一个典型的巴洛克式国王。
尽管腓特烈大帝消耗了国内的人口，可是他还是留下了一大笔遗产，据说足有5100万塔勒，但是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统治期间挥霍一空，他妻妾成群，军队更是扩张到24万，是普鲁士有史以来最高。
又加上他采用了减税的方式讨好民众，导致普鲁士债务一度高达4800万塔勒。在《普鲁士一般邦法》中规定，国家有义务为共同福祉而被迫牺牲自己特殊权利的人进行“补偿”。也就是说腓特烈·威廉二世认同国家有义务对战争孤儿和残疾人负责，并且在他执政期间这些群体的护理机构得到了发展和扩张，但是因为财政状况导致心有余而力不足。
腓特烈·威廉三世上台后和其父亲截然不同，他对王后很忠诚，并且也很简朴，不住柏林豪华的宫殿，却对财政无济于事，因为他父亲留下的是一个近乎破产的国家。
尽管普鲁士的领土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统治期间扩张了接近三倍，人口也增长了接近一半，不过普鲁士在欧洲的威望却下降了，1792年时俄国入侵波兰，普鲁士背叛了与波兰的军事同盟，出兵攻占波兰领土，与俄国完成第二次瓜分波兰，普鲁士得到了格但斯克和托伦、波兹南等大波兰地区。但也正是在波兹南市发生了女巫审判，尽管议会已经下令禁止猎巫和酷刑，波兹南依旧以权力过渡为借口，废除了禁止猎巫的法案。
腓特烈大帝提倡启蒙运动所推崇的价值，而他的侄子却加入了玫瑰十字会，他们比共济会更追求神秘和超自然的东西。在当王储的时候，腓特烈·威廉二世就沉迷招魂术、占星术。国王的大臣、顾问以及自称是国王朋友的人互相竞争，试图影响国王，而腓特烈·威廉二世也表现出极易被大臣左右的特点，腓特烈二世也深受一个神秘主义者的影响，甚至将这位文化部长当成实际上的首相。
斯塔尔夫人评价《普鲁士一般邦法》就像是罗马的双面神，一面是军事，一面是哲学。乔治安娜却认为这部法并没有实现“平等”，或者说是腓特烈大帝所提倡的君权以下人人平等，包括国王在内都要受法律的约束。这一点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莎女王继承了，她的改革也体现了这一方面。
普鲁士人在考虑“共同利益”的同时还要考虑“贵族特定的财产权”，从某个程度上来说，普鲁士已经从“开明专制”回归到了欧洲中世纪的王朝模式。
贝缇被捕后布鲁塞尔警察局门口挤满了报案的市民，他们都有亲人失踪，或者被怀疑因公路抢劫死亡却找不到凶手，足足有600条之多，后来贝缇被移送到了城市军营，等时机成熟她会被送到维尔福德监狱，那里虽然有伤寒，却有城墙和驻军。1799年发生的“农民战争”又被卢森堡人称为“棍棒战争”，起义者主要分布在布拉班廷、林堡和卢森堡北部，这些地区并不在杜姆里埃撤退的路线上。
贝克兰和他的同伙是逃兵，逃兵不一定会丢盔弃甲，也有可能他们手里还持有枪械等武器，他们实施抢劫才屡屡得手。
约瑟夫二世巡时比利时采用微服，这样为他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免去了市镇迎来送往和他自己宣誓维护臣民权利和自由的困扰。
乔治安娜没有宣誓，那个全景监狱以后肯定会惹来非议，不过现在大家还沉浸在喜悦里。拿破仑已经从瓦朗谢讷税吏那里给了她20万法郎修路了，幸好她打定主意那么干，不然就要掺合进布鲁塞尔议会关于修新监狱的钱从哪儿出的问题。
这个时代的腐败案是以欺诈的名义挪用公款，乔治安娜或许可以自己独善其身，却不能保证其他人，圣梅里的事是英国人给她提的醒，虽然他只能接触魔术师和演员，这些人会对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乔治安娜可不想被人说“铺张浪费、讲排场”。
关键是她真的讲排场还好，她明明没有，在项链事件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出席社交活动总会引来嘘声。
凡尔赛的宫廷生活与臣民之间本来有一条难以填平的鸿沟，“如果他们吃不起面包，为什么不吃蛋糕”所描写的正是这种“鸿沟”。
有一个办法可以处置圣梅里，问问他想去什么地方任职，最好是世界尽头，只要他说了位置，乔治安娜想法“安排一下”，约瑟芬估计也不会刁难，她自己的危机就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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