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0年有一位叫屈尼奥的法国炮兵指挥官层受命研制一种用蒸汽机驱动的牵引车来拖拽大炮，这就是蒸汽机的雏形。但是它煤耗太大，而且过于笨重，容易陷入沼泽中，因此法国军队没有继续投资屈尼奥，这个发明也因此搁浅。
英国则不同，最早使用矿路的便是煤矿公司，煤矿企业可以持续为蒸汽机技术投钱。
英国铁路的轨距为7英尺，大概就是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早期的列车是由马车公司改行生产的，而法国的铁路则用的米制，同样比利时用的铁路也会采用米制，另外比利时的法语区主要是矿区。
在推广民法典的同时还要推行公制度量衡，这一点在督政府时代就已经实行过了，不过效果并不显着。天主教被迫害，征兵还引起了农民暴动。就目前阶段而言，大规模建设她印象中的那种铁路是不可能的，不论是技术还是资金都无法达到。
扩建安特卫普港对英国人也有好处，他们可以将矿石运到这里加工。在乔治安娜的印象里，英国是先有的工厂，然后有的铁路，铁路将各个工厂链接起来，而非古代那样，沿着运河修建磨坊、城市。
科学家的天才靠自己，工程师的天才靠社会，牛顿和瓦特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牛顿在自己的书斋里就可以算出经典力学的原理，瓦特却必须在索霍工厂里组装，蒸汽机组装工人是目前最紧俏的职业，普鲁士人挖了一个工程师过去，仿制出了蒸汽机，俄国则将300个工程师一起“打包”了，为这事乔治国王还和沙皇起过外交争端。
那位被押送到巴黎的安特卫普前市长曾经是督政府时期的元老院成员，走私算不上要命的重罪，充其量没收家产，但是他选的时候却是在《亚眠和约》签订前，说严重点可以是叛国罪，即便现在不会用断头台了，绞刑架还是存在的。
他首先被送到布鲁塞尔的重罪法庭，在有名的律师贝里耶的辩护下，陪审团全票通过免于起诉，他被无罪释放了，布鲁塞尔人哪管的着法国人呢？
甚至他们一定程度上还抱着看好戏的心态，他被释放的时候还被当成胜利者欢呼，拿破仑对此非常恼怒。他让人将前市长移交到亚眠重罪法庭，一切都照着他说的做了，但是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紧接着前市长就被移交到巴黎高等法院，成为没事做在法院看戏的观众们的谈资。
有好几家咖啡馆可能受到牵连，一边喝咖啡一边讨论政治、艺术、戏剧、文学是巴黎人的生活。如果波拿巴派兵到这些地方，事态就变得不可收拾了，再说买匕首的怎么知道这把匕首曾经杀过人呢？
腓德烈大帝能推翻法院的判决，通过内阁命令执行他的判决那是因为他有绝对君权，这甚至和英国的王座法庭都是不一样的。在光荣革命之前，国王宣誓时说的是“维护先王批准的法律和习惯”，到了威廉三世宣誓则变成了“根据议会同意的法规进行统治”，《权利法案》规定了，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强迫人民承担或缴纳贡物、贷款、捐助赋税和其他类似负担，非根据国家法律和法庭判决，不得逮捕关押任何人或剥夺其财产，政府军不得占据民宅，不得根据军事戒严令人意逮捕公民。
也就是说腓德烈大帝判决的阿诺德磨坊主案，如果换到了英国，最后结局也是如同普鲁士地方法院和柏林最高法院判决的结果一样，阿诺德要失去他的磨坊，支付他拖欠的租金。
这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区别，程序正义强调的是执法、司法过程中行为的合法性，实体正义认为，为了追求普遍认知的“惩恶扬善”的法律结果，可以部分牺牲程序正义，而传统的法律理论认为，不具有程序正义的“正义结果”是“毒树之果”，是不会被法庭采信的。
按照程序正义，阿诺德要根据自己所签订的租凭合同的条款找到相关依据，然后对自己的违约行为进行申辩，阿诺德夫妇该去找律师而不是找国王。
一个好的律师不仅可以帮他止损，而且还可以让那个“仗势欺人”的地方委员把鲤鱼池拆了，完成君权才能实行的事，这就要对德国的法典非常熟悉了，德意志由许多个公国组成，一条河流会通过好几个公国，甚至像莱茵河这种河流会跨越好几个国家，如果上游的都和格斯多夫一样，修个大坝把水给截了，用于灌溉或者修鲤鱼池，那下游的国家怎么办呢？
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公众来说，腓德烈大帝的判决是公平正义的，法律没能保护弱者，国王却做到了，腓德烈大帝在普鲁士有绝对权威，他在国内想干什么都顺顺利利，哪怕他发动了七年战争和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并且自称大帝而非国王呢？
巴伐利亚战争又被称为“土豆战争”，因为当时战争双方都在忙着在波西米亚收割马铃薯。在这场战争中，不论是普鲁士还是奥地利，都没有大的作战行动，而是保持对峙状态，同时林勇复杂的调动，通过部队的激动来切割对方的交通补给线、基地和要塞，以此让地方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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