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安娜记起来，自己当初是看了尼克·勒梅水晶球里的景象，知道将来不久整个欧洲都会陷入动乱后，才有了这一次“旅行”的。
现在她看着手里的书，“尼克”同样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大乱……
“不想看了？”波拿巴问。
她没有回答。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你下午不忙了？”
他沉吟不语。
乔治安娜去倒了两杯葡萄酒，将其中一杯递给波拿巴，然后自己坐在桌边喝了一口。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她犹豫了半晌后说。
“关于什么？”他硬邦邦得问。
话到了嘴边，她又不知道该不该将卡珊德拉说的预言告诉他了。
关于14年后，一场大灾难可能会降临。
“我曾经告诉你，当我希望从别人那里听到建议的时候，我会听的。”波拿巴掏出了鼻烟壶“现在，继续念。”
“你不觉得烦吗？”她问。
“和我刚才在船厂里看到的比？”他揶揄得笑着“我就当在看一出戏。”
“看这出戏可一点都不让人觉得愉快。”
“悲剧才是伟人的教室。”
于是她将手里的酒杯放下，就当是中场休息，继续朗读。
清朝的士兵军服胸前都有一个字，分为兵、勇、丁、卒。
“兵”是常备军，他们分为八旗军和绿营军两种，而八旗军又分为汉八旗和满八旗，提督所统帅的士兵主要是绿营军。
“勇”是八旗军不够使用的时候，在当地乡村招募的军队，他们在战时聚集起来，战争结束时就各自与家人团聚，做自己的活。
“丁”是后勤人员，这个兵种普遍被认为是肥差，因为他们主要管后勤供给。
“卒”大多数都是看守犯人的，这个职业没有任何技术，却一样是个肥差，因为犯人的家属为了让犯人在监狱里好过一点，往往会“打点”，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俸禄外的额外收入。
广州这样的偏远地区是不可能和BJ城里一样有仪仗队的，但那些胸口有“兵”字的士兵还是尽量将仪仗摆得很恢弘整齐，而一些胸口没有字的军官则带领着“勇”在围观的人群周围维持秩序，这些围观者也是来上香的，单从外貌来看，你无法区别他们是普通居民还是谋反的人。
监察御史“纸鸢”也没有参与祭祀活动，他也在看那些看热闹的人群。
乾隆三十三年的时候，湖北曾经发生过一次谋反案，当时有个叫孙大有的和尚，因自幼家贫出家为僧，和明太祖朱元璋的境遇差不多。叫魂案发生后不久，又或者是他忽然灵感爆发了，觉得是起事的好时机，在游荡化缘时自称是大明天子后人，本名朱童邵，于荆门聚众谋反，制作兵器旗帜与清兵交战。
当时的湖北巡抚就是西林觉罗·鄂宝，如果说鄂宁上奏请乾隆收兵，不要继续攻打缅甸是因为战况惨烈，避免满清投入太多，伤了国本，那么鄂宝镇压叛乱就是完全的能力不够，先后派了两个御史代替他镇压叛乱、缉拿首犯孙大有。
不会有人想当“无能废物”，但阿斯哈的脸皮够厚，乾隆骂他是个“至蠢”的蠢材，他也能上奏折承认自己就是个蠢货。
这也是“为官之道”，阿斯哈如此应对倒没有丢官，可以继续抓海印和尚。当时正值乡试，阿斯哈一个通过满文科举中举的满族官员给汉族生员做考官，就这样还不专心，怀里还捧着笔墨，随时准备就叫魂案上报。
鄂宝和接替他指挥的监察御史就没他那么走运了，可以在考棚里坐着躲过炎炎夏日。
他们又要抓“朱童邵”的同党，还要抓叫魂案的妖党，忙得不可开交。当时几乎全省都戒严了，传说苍蝇也插翅难逃。
然而到了8月24日那天，浙江富阳县典吏在盘查一家饭店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这位客人有一柄扇子，上书“仆有无价之珍，非有大福量大因缘者不能承受”的字样。
这是算命先生的常用伎俩，不论他有多少本事，先把“世外高人”的架子给摆起来。要是放在平日可能还有那么一两个人想碰碰运气，看看自己是不是有那个“福量”，但此时此刻非彼时彼刻，典吏拿住了这位“高人”，并且搜查了他的行李。
江湖骗子么，谁会用真名？这位算命先生自称姓于，但他的船票上写的“孙客”，典吏顿时疑心就起了，这莫不是那么好运，被他撞见了“大明天子”孙大有了吧？
接着典吏又找到了一本书，其中一部诗稿上写着“断缰脱锁入行舟，客路也知成罪放”，好像是逃犯的抒怀之句。典吏又问“孙客”何方人士，答曰荆门，然后“在世刘伯温”就被请去了知府大牢。
还没过堂呢，“高人”就招供了，他即不姓于，也不姓孙，更与孙大有没有任何瓜葛，他姓王，是一位秀才，像他这种有功名在身的人是不能刑讯的！
在典吏的威逼之下，王秀才自己写了一份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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