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中的艳羡之情下，石包突然对着邓艾感慨道：
“渤海仲容难无双，世间尚有邓士载！”
在感慨完这句话后，石包的心中不禁浮现起一种强烈的渴望：
希望来日梁州牧亦能如此看重他呀！
...
自糜旸回到南郑城中已有数日。
在这数日以来，糜旸可是一点都没有闲着。
新设立的梁州就犹如一个初创的国度一般，有着太多事需要料理。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要尽快搭建起梁州的州朝架构。
刘备有朝廷辅左他执掌一国军政，梁州自当亦设立州朝辅助糜旸掌握梁州军政大权。
糜旸近几日要做的第一件要事，便是要将州朝的一众属吏确认下来。
否则他纵算心中有着众多改革措施，也一件无法实行下去。
州朝中最重要的官员别驾一职已经确认由法邈担任，现在就该是决定其他属吏由谁担任的时候了。
州牧一职在汉代虽不常置，但是数百年来，关于州牧的一应属官许多都已经有所定制。
而在州牧的一众属官中，除去别驾的地位权力十分重要外，还有着一个职务的重要性一点都不比别驾低。
那便是治中从事，简称治中。
当年温恢出任扬州刺史时，曹操想找个贤才辅左温恢，便对着温恢言道：“得无当得蒋济为治中邪？”
后来蒋济便被曹操任命为扬州别驾。
由此可见在世人的眼中，有时治中与别驾是有等同的权力与地位的。
除去曹魏的例子不谈，就单单说诸葛亮在刘备麾下当别驾的时候，治中乃是由庞统担任的，从这就可以知道治中的地位有多高。
两者职务之间有所不同的是，别驾常同州牧外出巡视，监督各州郡，是州牧意志的第一传达者。
而治中主要是在州牧领导下典掌州内具体事务。
只是二者的职掌不能简单划分，也不能局限于文字条文。
二者好比是州牧的左右手，所有军政大事，都常参与议论，并没有分的很清楚。
别驾就好像后世隋唐中央三省中的中书省，负责的主要是为州牧草拟文书，并为州牧向州中的所有属官传达命令。
而治中就像是三省中的尚书省，负责统领各曹具体承办各项事务。
当然在当世时，别驾与治中的这种职权属性并不十分清晰，只能说是有一些倾向。
但锐意改革的糜旸有意借鉴于后世的先进制度，将别驾与治中的这种职权界限提前划分清楚。
由于心中的这种想法，再加上治中一职的重要性，治中的人选就十分紧要了。
这人要有很强的执行力，又要忠心于糜旸，否则糜旸心中的想法就无法实现。
最后糜旸决定征召吕乂为梁州治中。
吕乂在政务上的执行力自不必说。
在当初的西城一战后，糜旸之所以能心无旁骛的马上领军攻打武当，得多亏有吕乂在后方为他料理一切事务。
更何况吕乂原先就是他的汉兴郡丞，由一郡郡丞升为一州治中，亦是合情合理之事。
在决定好治中的人选之后，主簿的人选却让糜旸有些犯了愁。
在州的属吏中，主簿的地位仅次于别驾、治中。
主簿的秩位虽比别驾与治中低，但相比于别驾有时要代替州牧出巡各郡，主簿才是那个时刻不离在州牧身边的人。
由于主簿的这层特性，所以主簿往往是州牧的心腹之臣，并且主簿的升迁空间十分大。
例如原为曹操主簿的温恢，一外放即任扬州刺史。
又例如因为糜旸自己的事例，现在大汉各郡皆在流传着一句话：“宁为一主簿，不为一县令。”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糜旸的影响下，现在许多的大汉士人，皆将主簿一职当做出仕后最优的职务......
除去主簿的职务有着这层特殊性外，还因为在糜旸的构想中，梁州的主簿要承担起后世隋唐时门下省的责任。
梁州的主簿既要与别驾、治中同掌机要，共议州政，还要负责审查州令，更要在必要的时候敢于指出他的错误。
毕竟糜旸不是神，他也会有犯错的时候。
所以从大局上来说，适当给予主簿一定审核州令的权力以为未雨绸缪，是很有必要的。
三省各司其职，互相制衡的组织架构在后世已经得到验证。
算是在当世既符合国情，又十分先进的一种组织架构了。
因为主簿的重要性与特殊性，法邈不断提出几个人选，都被糜旸所否决掉。
最后思来想去之下，糜旸打算让邓艾担任他的主簿。
虽然邓艾的政治情商不高，但或许正因为他的这点特质，才会让他在必要的时候能敢于指出糜旸的疏漏之处。
以往他就经常如此做。
除去这点原因之外，糜旸看重的更是邓艾对他的忠心。
有一定权力对他下达的命令提出异议的人，那必须是对他极为忠心之人。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那人所提出的所有异议，一切都是为糜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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