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
任何一个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世间万物，本身就相互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诚如王守仁，他从前所学，本就来自于理学，虽然某种程度，他质疑理学的某些理论基础，可这并不代表，新学和理学是彻底割裂的。
诚如现在的儒家，都是出自四书五经，出自孔圣人，每一个人虽然都宣称，自己才是儒学正宗，可实际上呢，却各有观点和阐述，难道就因为和孔子真正的精神相违背，大家就不是圣人门生吗？
理学和新学，之所以剑拔弩张，其实并不在于两个学之间，真有什么不共戴之仇，实际而言，两者之间，至少百分只八十对事物的理解，其实是不谋而合的，唯一的区别，不过是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罢了。
问题就在这里，没有理学，自然，也就不会成就新学，因为新学，本身就在旧学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就好像地心一样，在出现时，也曾是人们奉为圭臬的真理，可没有地心，如何会诞生日心，人们接受了日心，总不能当初提出地心的克罗狄斯·托勒密乃是一个字号大傻瓜，不是的，人们依旧将他奉为文学和地理学的宗师，是开山鼻祖，甚至当初质疑地心的哥白尼，也断然不敢，自己对文的创造性思想，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其中，势必也是受过克罗狄斯·托勒密文学的熏陶。
同样的道理，方继藩两世为人。
他更容易客观的看待这一场争议，新学和理学之间，真的势同水火吗？或许如地心和日心一样，是的。可这其中，本身就有相互影响和传承的关系。而之所以最终在历史上，闹到了势同水火的地步，本质上不在于学问之间的争议，更多的是——党同伐异。
人是最政治性的动物，他们会用宗教、民族、学、籍贯来区分出无数种敌我，而后，大家抱成团，相互进行攻讦。
历史上，王学的出现，很快，照样又衍生出了无数的学派，仅比较着名的学派就有浙中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闽粤王门、北方王门、泰州学派等等。
而各个学派，又以自己的理解，去理解心学，有的学派认为，王学的精髓在于动静无心、内外两忘，生生的将这王学，糅合了佛学之后，将王学变成了理学一样，变成了以提高自身修养为目的的道学。
又有学派认为，所谓良知，与知识不同。良知是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识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恶者也。
更又即所谓心即为本体，因而，他们认为，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万物皆源于心。
当然，以上更多的将心学当做了某种哲学。
而另一方面，影响力最大的，却是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观点则认为，王守仁所追寻的，乃是治国安邦之道，王学不该和理学一般，只是单纯的道学，更不该只是追求人内心精神世界的哲学，因而，他们提出了‘百姓即用既为道’，也就是，百姓的日常所需，才是圣人之道的根本，他们的学生，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有的是农夫，有的是樵夫，有的是陶瓦匠，有的是铁匠，因而，他们提出了人人皆君子，满街都是圣人；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等平等观念；同时提倡经世致用。
甚至到了后来，这学派提出了‘无父无君非弑父杀君’这等放在这个时代，足够砍掉脑袋的观点。
什么是新学，后世的人，有人将其视为哲学，甚至方继藩在上一辈子，就曾遇到过许多号称王阳明的拥护者，一提起王阳明，便立即摇头晃脑，大谈心性。
可实际如何呢？新学真是哲学吗？
方继藩捏着鼻子，认了，没错，新学确实脱胎于陆九渊的哲学。
可心学，又绝不是哲学，王守仁的一生，都在寻找治国安邦的方法，他格竹、他练习弓马，他前去边镇考察，他学习兵法，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着事物，一次次去尝试着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所追求的，正是儒家至高理念，即所谓的大治之世。
结果，他的学问，到了后人眼里，生生的就被歪曲成了心性之学，所谓心即世界。
方继藩更认同的泰州学派，虽然泰州学派这些龟孙居然提倡无君无父，要打倒可爱的弘治皇帝，还要和我方继藩平等，可方继藩至少还明白，那些躲在书斋里，无论他们所追求的是格物致知还是万物皆心的家伙们，其实本质上，这些人都是一个路数，无非就是躲起来，自以为圣饶学，逼格很高啊，很好，我要追求我人生中的大圆满。
这又如何呢。
儒家的本质，在于入世，入世终究是脱不开治国平下，没有了这个追求，还是儒吗？
方继藩拿出了朱熹的画像，理由很简单，区分有用和无用的，是人，不是学，理学之中，有一群满口格物的书呆子，以后新学里，想来也会有一大群躲在书斋里，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跪卖君王的人渣。
方继藩不在乎什么理学和新学，真的一点不在乎，与其让这群读书人，将学当做攻讦对方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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