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人。
人，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大声说话的人，很多时候，我以为他们在争吵、争执，我有些好奇又紧张地盯着他们，怕这场争执演变为进一步的行动，可随后，他们停止了对话，垂下眼睛，又有些时候，他们“吵”着“吵”着却爆出笑声，于是我知道，这只是他们日常交流的一种方式，习惯后就会觉得，这种方式原始、质朴，而可爱。
这是公元2000年11月11日，刚刚立冬后的这个礼拜六，我在上海火车站，等待一列上海至南京的火车。
我的手中攥着一张粉色的车票，票上的列车号以字母T打头，当地人告诉我，这是时下中国最快的列车，有人称它“子弹头”，上海到南京全程一共是两小时三十分钟。
红色电子显示屏闪出我车票上的列车号，同时，广播里的女声响了起来，顿时，一大群人“哗”地站起，向检票口涌去。
我拉着我的小行李箱，随着人流，慢慢挪到队伍里，人们贴得我很近，我的小行李箱总是蹭到后面一个男人的裤腿上，我觉得很尴尬，不时回头跟他抱歉，同时也希望他可以稍稍退后一点，可他似乎并不介意。
终于，我站在了月台上，鼻尖已细细渗出一层汗，十一月的天，却出奇的暖和，该有华氏六十度的样子，即便我穿得不多，套头卫衣，七分裤，平底鞋，而我周围的人，则是裹得严严实实，有些甚至已经穿上了薄款的棉衣，周围不时有人打量我，我知道，也许我看着和别人不太一样，又或许我那裸露的半截小腿在这裹得严实的人群当中太过晃眼，小时候每当天气转凉，瑜外婆便叮嘱我，不要总光着腿，她说，寒从底来。
我的一侧不远处，站着三五个年轻人，看样子和我差不多年纪，个个背着登山包，我觉得他们该是大学生，或许结伴去秋游，或许趁周末回家探亲，他们在热烈地讨论着手机型号的事情。
“我表哥刚买了一款西门子，白屏的，亮得不得了。”那个穿粉色绒线大衣的女生说道，她说南京话，我会听却不会说，这种方言我听瑜外婆和家里亲戚讲过，很好懂。
“哇塞，有钱人！我爸说我这学期拿了奖学金才带我买手机，我怎么这么命苦！”旁边一个高个子男生说道。
“么得事，跟他磨！”另一个女生接道，她的头发特别垂顺，据说是做了一种特别的化学处理，叫“离子烫”。
几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在我听来，这些小小失落的背后却是和平年代的安宁所支撑，想起外婆们在自传中写下的句子，“哪怕拼了这整整一辈人，也要让后世子孙头顶天、脚立地，在自己的国土上尊严地活下去”，这一个礼拜以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我时时想起这句话，外婆一辈的牺牲，换得今日亿万后人的自主和富足，我转过头，对那几个年轻人笑了笑，我希望中国人能够学会对陌生人微笑，予人玫瑰，手留余香。
白色的“子弹头”火车终于到站，我给自己买的是一张“一等座”车票，进了车厢，却没有看到外婆在自传里描述的那种宽大的沙发椅，现今的中国，也许在公共设施上，“等级”差距是不被倡导的。
列车掠过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富饶，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村舍皆是两层的小洋楼，粉墙黛瓦，秀丽婉约，每每要驶进一座城市的车站，一排排高楼大厦便铺天盖映入眼帘，让我惊叹不已，这和想象中的中国太不一样了。
我知道前方便是南京站了，突然，我的心“砰砰”直跳，竟是一种类似“近乡情怯”的味道。
随着人流往站外走去，出站口两边挤着很多来接站的人，我从甬道往前走，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两边不时有人拦住我问：“小姐，要车吗？”第一次我停下脚步，我以为那是来接我的徐家后人，后来才搞清楚那是一些拉客的私车，再有这么问的我便微笑摇头不再理会，直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将我仔细辨认着，又低头看看手中的照片。
“阿是小年啊？”男人开口问道。
“对。”我停了下来。
“美国来的？”他似乎还不放心，又进一步确认。
“不错，您是徐伯伯吧？”我早已将他认出。
“对，对，”对方边点头边温和地笑着，“来，箱子给我。”
他帮我拉过箱子，又试图帮我拎我背上的背包，我谢绝了，徐伯伯身边站着一个中年女人，笑着将我打量着。
“这是你徐伯母。”
“徐伯母好。”
“嗳，嗳，累了吧？冷不冷啊？”
“不冷。谢谢徐伯父和徐伯母来接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孩子这么客气！普通话说这么好！”徐伯母笑道。
我的“普通话”打小便是瑾外婆一字一句教授，我的那些从中国去美国读书的同学都惊讶于我中国话发音的标准。
初次见面免不了一番寒暄，说了一阵子话这才随两位长辈去寻出租车，那一年，私家车在中国还未普及，即便是像徐伯伯这样一位博物馆的馆长，也没有担负一辆私家车的经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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