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加工贸易型工业化国家，需要进口能源和资源，加工后出口。
因而无论是能源还是资源的来源地，亦或是出口商品的市场，对日本来说都十分重要。
但因为文化隔膜问题，以及二战时日本造的孽。
在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过程里，日本企业发现他们进入东南亚地区，很难获得当地居民的认可，甚至常常遭遇排斥。
而且随着日本加快对外投资的步伐，这种矛盾和冲突也随之升级。
于是为了消除侵略历史留下的不良印象以及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隔阂，也为了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日本急需做出国际贡献在国际政治舞台提升自己的形象。
也正是因此，当代日本才在国际上频繁做出了坚决反战和促进文化交流的态度。
毕竟日子越过越好，只要脑子没病，谁都希望和和气气，体体面面的。
所以这个时候，日本国内才没有多少日本右翼分子的生存空间。
所以这个时候，日本的政客对外都是慈眉善目，主要都忙着怎么贪污受贿，在国内可劲儿捞钱。
所以才会有了1983年开始实行的“十万留学生”计划。
不同于日后纯粹为了弥补劳工数量不足而实行的“研修生计划”。
为了增加国际联系，日本在引入留学生的计划里是投入了巨量资金的。
入国管理规定因此放宽，任何公司、个人、团体都能开办日语学校，留学生课外打工也被解禁。
再加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日本的经济高峰期，日本以半工半读的绝佳优势，几乎成了整个亚洲最佳的留学地点，并由此吸引了不少淘金客都跻身于留学生的队伍里。
特别是相对于欧美巨额学费和更为繁琐的手续，日本还有着地缘上的优势。
尤其对于共和国和南朝鲜这样与日本同属汉学文化圈的国家来说，文化上的亲和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于是这才导致了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共和国的自费留学生几乎是以井喷之势，批量涌入日本。
另外还得说，不同于日后日本为了弥补劳工不足所实行研修生政策，在1993年这个政策出台之前，共和国赴日的人大部分都是许多底层的劳动者。
这个时期的赴日留学生，大部分几乎都是国内真正的精英。
他们有文化，有见识，也有思想，会更好的适应这个陌生的社会。
当然，反过来心态也就更容易失衡。
毕竟这些人在共和国可都是风云人物。
即便再不受重视，在国内不得烟儿抽，那也都是各大机关单位正式员工，名校出身的天之骄子。
他们早就习惯于享受周围的吹捧和羡慕了，都是心比天高，又胆大敢闯的人。
结果来了日本，一下子变成了虎落平阳，发现任何一个日本人，哪怕就是个底层劳动者，都是自己的爷叔娘舅，可以随意对自己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在这种人格和自尊长期受到不平等压迫和伤害的环境中生存，心态能不变吗？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代留学生中产生了许多“精神日本人”的原因。
要知道，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都容易把自己受到的磨难，受到屈辱的过错，迁怒于祖国不够强大上面。
而且他们看到的日本发达的情景，也有了一种“眼见为实”的错觉，导致他们相信共和国永远不可能追上日本。
毕竟人没长后眼，慕强心理是最正常的反应。
说起来，这种心态其实有点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被虐待久了，别人给个好脸，感觉自己熬出头了，反而会倾心于原先对自己的施暴者。
可结果又怎么样呢？
三十年后，当这一批人惊讶发现自己的祖国居然逆袭反杀。
各个方面都开始超越日本的时候，无论怎么后悔，怕是都晚了。
他们不但老了，而且也没法回头了。
那个时候的他们，不是改了国籍，归化日本。
就是以公知的形象，以各种专家学者的身份，在国内为日本鼓吹多年了。
甚至某些人因为受日本文部省的资助，还有了把柄被日本人捏在手里的。
那他们还能如何？
也只能提心吊胆继续当文化汉奸，捏着鼻子一条路走到黑了。
不得不说，这一代精英如果在阵营选择上犯了这样错误，那简直等同于1949年加入国军一样的悲哀。
那真是自作自受，就是用一辈子都赔不起的。
但这并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一样是共和国的损失。
如果他们的意志能够坚定一点。
如果他们对自己的祖国能够多一点信心。
如果他们能够以华夏五千年的文化为荣。
如果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能有一个同胞伸出援手，而不是落井下石，弱弱相残。
如果有人能够把这些海外同胞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并且让先来者帮助后来者，让在日本的大陆同胞最终实现互帮互助，更好的在这里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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