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们听了，赶紧四处巡查，调查出县城三个方向上都有此类事件，然后赶紧上报。
韩昭侯看了这份报告，独独没提到南门状况，马上严斥官吏：“还没有全部报告上来！”
官吏们无奈，只得再次详查，结果在南门又查出小黄牛进入农田的事来！
这件事之后，地方官吏顿觉韩昭侯能明察秋毫，人人都惶恐不安地谨守职责，不敢胡作非为。
韩昭侯只知南门有小牛吃禾苗的事，却以此督责下属严查，结果其它三门所发生的类似事件都被查出来了！这就是用“术”来推广政令的方法之一。
所谓“术”，按韩非子的总结，就是根据才能而授官，按照名位去责求业绩，操控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
对一国之主而言，不可能凡事都亲力亲为，也不可能万事皆通。因此，在治理国家时，最重要的就是管“人”，而不是管“事”。
只要能熟练运用各种“术”，就能够管好“人”，让群臣都积极主动地去做事，那么人主就能“静因无为”而实现天下大治。
以此而言，“术”治之法，是人主必须掌握的。
不过，人主能“术”治，难道人臣就不能以“术”而应吗？
在魏国围攻赵国邯郸的关键时刻，申不害想劝说韩昭侯与其中一方合作。但他摸不清韩昭侯的偏好，害怕言语不合而失宠，一直都不敢表明自身态度。
就在申不害犹豫不决时，韩昭侯却先咨询他的意见了：“我该加入哪一方？”
申不害有些急迫，仓促中赶紧使出“缓兵计”，说：“这是社稷安危的关键，国家的大事，下臣请求慎重思考后再回答！”
下朝后，申不害急忙私下怂恿两位大臣赵卓与韩晁，说：“二位都是国家的辩才，做人臣子的，哪能每次进谏都被采用，不过是尽忠职守罢了。”赵卓、韩晁听了，立刻上朝，向韩昭侯阐述了各自的看法。
而申不害则在一旁小心地察言观色，揣测韩昭侯更赞赏哪种主张，然后自己再根据国君的喜好而进言，果然，韩昭侯大为欢喜，对申不害也更加倚重了。
就在申不害地位渐高后，别国权贵也开始关注到他。
一天，赵国相国大成午就派人拜访申不害，谈韩、赵合作的重要性。赵、韩二国都受魏国欺压，合作自然是双方都喜闻乐见之事。
不过，大成午谈合作，并非是两国的合作，而是他与申不害之间的合作：“您在韩国向赵国推重我，我则在赵国向韩国推重您；这样一来，您相当于有两个韩国，我也相当于有两个赵国。”
韩、赵相国私下里互相请托、彼此借重，明显就是以权谋私了。虽然申不害是否答应不得而知，可由申不害试探韩昭侯的经历看，他不应允的可能性有多大？
韩非子声称，“术”是人主所执，人臣应该师“法”；可人主能执“术”，人臣为什么不能也执“术”？当君臣都执“术”来相互试探之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必将形成。
如此一来，申不害的“术”治还能有效吗？
公元前351年，申不害被韩昭侯任命为相国；公元前341年，魏国在南梁（今河南汝州西南）五败于魏，被迫向齐国求救，借田忌、孙膑之力击败了魏军；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去世；
两年后，秦国第二次攻拔了韩国宜阳（今河南宜阳）；公元前334年，韩昭侯不顾国力，坚持修筑高门，被楚人屈宜臼预测将“不出此门”；次年，韩昭侯就去世，再也没能走出此门！
申不害变法，至此落下了帷幕。韩国再也没能步入高光时刻，成为战国七雄中的最弱者。
反思申不害变法，同样是韩人的韩非子看得极为透彻：申不害虽然设立了新法，却没有专一推行新法，只是一味地强调“术”治；这导致韩国新旧法令不能统一，奸邪之事随之增多了。
奸人看到旧法对自己有利就照旧法行事，看到新法对自己有利就按新法行事。
如此一来，即便申不害的“术”再厉害，奸臣都能为自己诡辩。国君以“术”治下，大臣则以“术”抗上，致使新法难以推行，最终成了摆设。
不过，申不害变法之所以失败，根源还是在“黄老之术”。道家强调“自然”，既然申不害师从道家，他就不会去强行改变现状。
因此，申不害变法与商鞅变法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说商鞅变法是大破大立的革命，那么申不害变法就不过是“静因无为”的改良。
以此而言，与其说申不害是变“法”，不如说他是在变“术”。
申不害变法是对韩国旧制度体系下的改良，短期能通过“术”治取得一些成效，但并没有彻底革除旧制度的弊端，也就无法挽回韩国走向没落的宿命了。
申不害的失败，其实应该是道家思想在乱世治国的失败。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是韩昭侯的失败。
当时的东周，有商鞅、吴起这类主张彻底变革的法家人物，可韩昭侯却偏偏选择了道家出身的申不害，
这难道不是他畏惧彻底变革的表现？不愿付出，却想依靠“静因无为”来拯救韩国，这可能还是韩昭侯的痴心妄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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