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刘邦对诸侯们的严格要求，他作为开国之君在处理老百姓利益这方面，做得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发展比较成熟的时期，君王是士大夫阶层利益的代表人，那在中央专制集权还未根深蒂固的时候，刘邦的做法还保留着他在基层时期培养出来的“亲民”的特质。
公元前206年，刘邦在进入咸阳之前，他和秦朝老百姓的立场本来是相互敌对，可刘邦硬是凭借着约法三章逆转了自己的形象，使得本应敌对的双方竟然成了能够一起喝酒吃肉的朋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沛公让不受，曰：“仓粟多，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汉书·高帝纪》）
这是什么概念？这只反映出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当时老百姓眼里，刘邦是比秦二世更加值得信任的人。
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可不仅仅是光靠说几句好听的话就能办到的，老百姓都是务实的人，你只有真切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才能打动对方，这至少说明刘邦具有非凡的管理能力。
在汉朝立国后，刘邦的做法，更是深深打动了老百姓的内心。
《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刚建立汉朝的时候，百废待兴，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汉兴，按秦之敝，诸侯记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为了让国民都能够安居乐业，刘邦给民众分配了房屋和田地，其中“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汉书·食货志》）”
为了不让农民的田地、房屋被商人兼并，刘邦还下达了一条很特殊的命令：“欲益买宅，不比其宅，勿许。”
翻译过来，就是房子只能卖给邻居，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有人炒房，导致民众无家可居的情况。
相比于陈胜吴广起义后只顾自己利益、项羽任人唯亲而言，刘邦的大局观要高出他们一个档次。
刘邦上台后，为了稳定社会，他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
“在地方上选择年龄在五十岁以上、有声望有品德的人，担任三老。三老可以协助当地县令管理政事，起到出言献策和监督的作用。”
在通讯和交通不便的古代社会，中央对县以下的区域管理能力非常弱，三老制度就相当于是对郡县制的补充，刘邦希望借助地方名人的影响力来协助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保证地方的稳定性。
受宗法制的影响，古代乡村普遍是以家族为核心聚居生存，一位有名望的老人基本也是自己家族里的掌权人，刘邦拉拢了他们，也就基本上完成了对大汉朝基层社会的管理工作。
今天我们或许很难感受到这一切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冲击力，但在当时他确实就靠着这一系列的手段，将零散的社会联结为了一个整体，而这恰恰是，陈胜、吴广、项羽和楚义帝熊心等等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如果说项羽是一名优秀的将领，那刘邦就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他具有非凡的才能和实干精神，可以在不断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将其转换成自己成长的养分，一步步推动自己走向成功。
刘邦比项羽更善于利用人才：年长的刘邦，性格比项羽更加沉稳，处理起人际关系来，也更懂得听取他人意见的重要性；
历史上从来不缺少说大话的人，但能够把说过的大话变成现实的人，却寥寥无几，刘邦就是这样一个能把自己吹过的牛逼变成现实的男人。
刘邦和项羽都说过不少名言，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见到秦始皇时，刘邦那句“大丈夫当如是”，以及项羽那句“彼可取而代也”。
两句话反映出了刘邦和项羽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也决定了刘邦和项羽不同的结局。
作为一个摸着石子过河的人，刘邦比项羽更知晓顺势而为和沉稳的重要性，我们看刘邦的履历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年轻的时候，刘邦的理想是当游侠，于是他出发去寻找当世豪杰信陵君，打算加入对方门下做门客；
起义的时候，刘邦先是投靠了楚王景驹，等项梁杀死景驹时，刘邦又毫不犹豫投靠了项梁……
这种种都反映出，刘邦是一个非常懂得灵活变通的人，他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扩大自身的利益，甚至于这种特性在他后来屡屡失败后，成为了激励他奋勇拼搏的重要力量。
历史上从来不缺少某方面很出众的天才，放在当时的环境里，刘邦虽然很出色，但各方面都算不上顶尖。而刘邦的性格，恰恰为他填补了这些问题：我不会，那么我就重用会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诸侯们推举刘邦为皇帝的时候说的话，讲得非常有意思：
“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着，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汉书·高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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