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雅尔心细，也许与签的那份“地道战”合同有关，吃了亏多了一个心眼，把嘎查长递给自己的那张化验报告单，用手机拍了下来，回家和上次的那张比对了一下，少了3行符号，其他的那些符号长得都一样。
他怀疑化验单有假，玩起了失踪，去了环保局，验证着他的推断。
嘎查长手里的化验报告果然是个假的。嘎查长和自己一样，对满篇的符号不认识一个。要说作假的话，那是谁把假化验报告送给了呼和巴日呢？
巴科长也在琢磨找人，谁大胆子敢出这份报告？在他的再三追问下，对桌的小伙说出了实情：局长跟他说十万火急，要火速把“兵”退了，旗长在办公室里等着。他不把这事办了，旗长就要办他。我仔细核对了前两天的化验报告，有两项指标偏高，是悬浮物和化学耗氧量，氨氮和重金属都不超标，就出了这份报告。
局长在我对面给呼和巴日副旗长打电话，只听见电话那头说：那就好，小指标超了一点点，碍不了大事，出报告吧。放下电话局长说：出报告。看得出来局长很着急，呼和副旗长催得又紧。没时间给你电话，要是出事了，我一人顶着，就没给你电话。
巴科长当然不能把这些说给巴雅尔听。可中间环节还是出了问题，小伙复制黏贴漏掉了3个主要指标。巴科长瞅着巴雅尔手机里的图片问：“果真是黏贴漏掉的？没人逼着你？坏大事了，放了水，牧场会死掉的，牛羊也会死的。”小伙哭着去了局长办公室。
呼和巴日磕磕巴巴骂着局长：“你这是把我逼向死路啊。我会吃‘牢饭’的。让牧民回到闸门下面。”
苏木长也是下了一身的汗水。
嘎查长打了巴雅尔的三次手机都关机，开车拉着岱钦和阿来夫去了闸门下，悬着的心落地了。岱钦又打电话把那几户牧民也喊了过去。
巴雅尔给嘎查长打电话，声调都变了。“嘎查长啊，快，快让牧民回去，坐在闸门下，水里有毒，不能抬闸啊。”
“尼玛的死哪去了？我在闸门下呐。”
水库值班室里的监控镜头看到了额日敦巴日。高高的大坝，闸门工看不到闸门下的人，嘎查长在坝顶上溜达，怕提闸冲走人。
调度员对讲机呼叫闸门工，一直没人接。阴错阳错险些铸成大错。老天作美，闸门工吃东西坏了肚子，一宿拉了六七次，好汉子架不上三泼稀屎，虚脱得厉害，过沟坎跌断了小腿，对讲机滚落在坝坡上，耽搁了小半天。
电话里管委会主任跟旗长交涉着。旗长心知肚明地说：“昨天就撤人了，咋不放水呀。”
“没撤。闸门下有一个人。人说话有假，监控镜头不说假话啊。”
旗长又一次确定地说：“撤啦。看坝的人，看走眼了。”其实不是，阿来夫走前把衣服挂在闸门前的挂钩上，带着帽子，远远看上去，就是一个人立在那里。是那件衣服救了那片草场。旗长撂下电话，对呼和巴日说：“没有更好的办法啦。牧民坐在那里，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人不撤，放不了水的。既然有监控，就假戏真做，让嘎查长去劝说，牧民不撤走，苏木长再去劝说，没啥好办法啊。人不敬我，我没理由敬他。”
旗长接到了副盟长的电话，把前后过程说了一遍。副盟长说：“咋闹的？让我信你说的呐？还是信管委会的？有一点，水库不能溃坝不放水啊。当然了，水里有污染的成分，下游有大片的牧场，也是不能放水啊，草场是牧民的命根子。”这不担责任的话，旗长闹机密了。
一场“双簧”开始了。
巴雅尔和其他牧户红了眼，对嘎查长的话一句也听不进去。巴彦德勒黑捏着化验报告到了闸门前，还没张嘴说话，巴雅尔就直接堵住了他的嘴：“要是报告没权威性，还是不开口吧。省下点唾沫，润滑润滑嗓子，中午喝酒不烧心，要不，把肉和血肠咋吞下去啊。”
巴彦德勒黑捏着化验报告。巴雅尔瞅着红色圆形印章上的蒙文没说啥，凑上前说：“水库管理局那伙人，真是些复杂的怪物，欺负我们牧户，对不对都是他们说了算。天旱得厉害，下游的牧场的草打蔫了铺在了地上，硬是死活不抬闸。下饱了雨，牧场不用水了，却要放水，这不是诚心与我们过不去嘛。取样化验的水，不是水库深部的水，抬闸流出的水是下面的水。水里有毒，牧场完蛋啦，牛羊去喝西北凤了呀，我是不答应的。”
岱钦说：“草场早就完蛋了，黄黄的一片摆在那里。大坝垮掉的，我们啥话也不说。”
阿来夫和其他牧户拍着手喊：“大坝垮掉没了遮挡，上面河流的水会流到牧场的。”
额日敦巴日说：“不要说气话啦，大坝垮了，还不把你们冲走，有啥以后不以后的，命丢了，赌气有啥用。”
局长没跟巴彦德勒黑交底，只是让他去，说明环保局重视了。巴雅尔瞪圆了眼：“怕个球，打死也不撤。”阿来夫和岱钦拍着巴掌，一齐伸出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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