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裴副站长和魏指导员带着一位三十四、五岁，穿着四兜军服的英俊军人来到李排长面前，说，‘李排长，这是八一制片厂来咱们边防站从事摄影工作的摄影师李连祥，现在编入你们一排三班。’李排长马上跟那人握手，说，‘欢迎欢迎。’
两人刚说几句话，下半场比赛就要开始了。吴大个见李排长不让他下场，就对李排长说，‘排长，我可以不下场，但我的腿受了伤，打不了前锋，只能打打后卫。’
李排长就搔头了，说，‘你不打前锋，那前锋让谁来打？’因为平时我们队能打前锋的也只有吴大个一人，他不打前锋，就再没人打前锋了。这时，那位刚来的八一制片厂的李同志就说，‘李排长，要不，我就赶鸭子上架，给大家凑个场面？’李排长朝李同志看了一眼，问，‘你也会打篮球？’李同志说，‘我过去是学校篮球队的。’李排长一听，高兴地说，‘太好了，那你就来打前锋，让吴大个打后卫。小袁就不用上场了。’
大家一看我们队换上了一个新人，还没认清这人是谁，就见李同志连续几个突破上篮，一下把比分反超为50；48。看着李同志高超精彩的表演，大家顿时振奋起来，不住地鼓掌喝彩。对方见情况不妙，赶忙叫暂停，又是换人，又是变换战术，准备把比分赶过来。可是，无论对方怎么变换，比分却是越拉越大。最后，我们一排以83:72战胜三排。
比赛一结束，大家都围过来跟李同志握手，簇拥着他一起来到了我们宿舍。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班长把李同志分给我跟我结成了一帮一的对子。而且他的床也跟我的床紧挨着。我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肯定会进步得很快。
不一会，我们就很熟了。他叫李连祥，上海人，34岁，党员，曾拍摄过《新沙皇反华暴行》等多部影片，去过‘抗美援越’前线进行采访拍摄。他还给我讲了他们能来新疆边防拍摄，完全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江青帮的忙。听着他这话，我更是对他刮目相看了。他说在九大上，一些新闻媒体的领导从军代表那得知新疆军区可能要在丘尔丘特转场方面有些行动，就向江青提出要求去新疆军区采访拍摄，江青当时想都没想，就说：‘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但这些媒体向新疆军区提出请求时，说这必须要经军委办事小组批准。因新疆边民发生了外逃事件，边防管制很严，一般不接受采访；边防的食宿条件也比较差，不方便接待；边防形势也比较紧张，万一死了人，那就更是无法交代。可是，江青知道这事后，立刻打电话找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还发了脾气，说：‘我的话在军队不管用吗？’黄永胜一听这话，赶忙通知军委办事组，允许新闻机构派人到新疆采访。
那天，他让我带他出去看看现在的中苏边界线。我带着他先是上到铁丘的山顶，指着各个方位给他讲着我们的边界线不断被苏军蚕食的历史和现实，还对他讲着前不久我们与苏军在40号界点附近发生的阻拦与反阻拦的冲突。他听着我的讲述，非常气愤，说一定要把苏修新沙皇的扩张野心和丑恶面目更彻底地揭露出来，让全国人民看清楚，让世界人民看清楚。
夜里，轮我在十一到十二点钟值班站岗。李连祥要求跟我一起站岗，说想体验一下边防生活。于是，我们俩人就上到了铁丘之上的观察哨所。我手握着钢枪，目光紧盯着西边那片千百年来一直属于我国的，但却被苏联侵占的领土。寂静的夜幕下，平坦的戈壁和美丽的阿拉湖都已沉睡，一阵阵清冷的夜风从寂静的空旷中匆匆吹过。不知在这寂静中，强盗们是不是也在沉睡？我想他们是不会沉睡的。越是天黑和寂静的时候，他们越是在想着如何地偷窃别人，抢劫别人。
山丘下的西侧，苏军那一前一后鬼魅一般的前哨还在亮着灯，象两只发着绿光的狼眼在死死地盯着我们，好象要乘我们不注意时朝我们猛扑过来。他们离我们只有数十米之遥，要是在白天，可以把苏军哨兵看得一清二楚。
我持枪站在哨所里，一边用目光紧盯着空旷漆黑的苏军边界和对面的哨所，一边问着李连祥，‘你是大学毕业，又是八一制片厂的摄影师，住在大城市里，生活得又舒适又幸福，为什么要来到我们这艰苦又危险的边防站？’
李连祥坐在我的旁边，说，‘我是革命军人，我的事业就是要拍摄出更多更好的影片，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接着，他又感慨地对着我说，‘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说，‘这是奥斯托洛夫斯基说的话。’因为我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说，‘是的，我们都应该象保尔·柯察金那样活着。’
突然，我看到黑暗的戈壁中的远处有三四道灯光在闪动，虽然很远，听不到声音，但一看就象是苏军的坦克或装甲车在运动。我马上对李连祥说，‘李大哥，你看，那边有几道灯光在移动。’他朝着那边看了一会，说，‘那是苏军的坦克或是装甲车在活动，他们恐怕会有什么行动。’
过了一会，又见刚才灯光亮起的地方，有一片礼花般的火光映红了一大片夜空，而且，可以清楚地听到隆隆的炮火声。我就对李连祥说，‘那是苏军利用夜间在进行炮火演习。’李连祥说，‘他们肯定又在搞什么鬼，要不，这么晚了还不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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