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味道张宝同2018.10.1
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奢望与渴求永无止境，就像人们对金钱的拥有永远也不会满足。由于人们过分地追求物质的富有，而看不到物质享受的尽头，所以，就会产生一种今世前生欠了他们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一样，所以，他们才无休无止地在向生活不停地索求。
许多人对幸福和快乐永远也不会感到满足，非但不会满足，而且对幸福和快乐的索求会越来越多。但是，他们越是这样地索求就越会感到自己不够幸福，不够快乐。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孩子这一代人的身上看得非常清楚。
他们这一代人差不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受到了比较完整的教育，许多人上了大学，有房有车有较好的收入，父母非但不是他们的经济负担，而且还一直在资助着他们。他们工作轻松，生活优越，喜欢穿戴名牌，享受着现代文明的富有与成果。可是，他们常常报怨工作太累，工资太少，房子不够大，车子不够好。好像生活永远欠他们的太多太多。
与此相比，我的母亲却说现在的生活天天都在过年，甚至是过年都没有这样好。其实我妈现在还住在六十年代工程处盖的红砖红瓦的平房里，从十多年前我继父离世后，基本上就是一人单独地生活。但她对自己的生活非常地满意和知足，也感到非常地幸福快乐。
她之所以对现在的生活感到非常地满意和知足，感到非常地幸福和快乐，是因为她这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磨难。
母亲今年88岁了，她是我们铁四局六处家属大院里仍然活着的为数不多的老人之一。这个工程处的职工差不多都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老兵，仍在活着的人几乎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他们都经历了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那些极其艰苦的生活。
母亲是穷人家的孩子，十六岁时被父亲家人看中，与我父亲定亲。当时，我爷爷是甘肃平凉市的税务局长，我父亲家是安徽宿县乡下的一个大户人家。因为未来的婆婆不喜欢我妈的一双大脚，就『逼』着我妈开始裹脚。当时我妈的年龄已经有点大了，裹脚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可是，为了迎合未来婆婆的心愿，我妈就硬是每天裹脚，把一双好好的脚裹成了小脚。结婚不久，国家就解放了，我父亲去了甘肃那边工作。我妈妈跟着婆婆在一起生活。可是，因为爷爷在平凉那边找了小老婆，而且整年都不回安徽老家，婆婆就非常生气，心情不好，就老是喜欢找我妈撒气。我妈脾气很倔，受不了婆婆的气，就独自一人千里迢迢地去甘肃找我父亲。那时几乎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主要是靠两腿走路。我妈不识字，又是一双小脚，从安徽宿县到甘肃武威数千公里，我妈硬是靠一双小脚走了两三个月，才到达了乌梢岭下的铁路工地。当时，铁路工人住在用铁皮木板搭的工棚，职工家属就没有地方住。于是，父亲和工友们在山坡边挖了一个洞『穴』，用一个破麻袋把洞口一挡，就住下了。就这样，我妈跟着我爸从宝兰铁路一直到了宝成铁路，直到六十年代初再到陕西蒲城和大荔交界的洛河边上修铁路大桥，我妈都是带着我哥我姐和我一起住在洞『穴』里。那时，夜间有狼群，经常有饿狼会从麻袋遮挡的洞口钻进洞子里，吓得我妈常常夜里不敢睡觉。
后来，我爸从铁路工地调到了西安车站工作。工程处不再给我们家供应粮食和物品。我们家断了粮食，我妈就背着妹妹带着我去农民的地里捞红薯，捡麦穗。那时正是六十年代的初期，因为天灾人祸，人们都吃不饱饭，所以，你就是有钱也不到粮食。我家常常是一块红薯煮上一大锅饭，稠一些给我哥吃，因为他已经上学了，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半稠半稀的给我和姐姐吃，剩下的稀汤我妈自己喝。在我爸到西安车站工作的第四个月，他在一天大雾的清晨擦道岔时，没有注意到一趟列车已经朝他开来，结果造成了工伤事故。几天之后，我妈带着四岁的我和两岁的妹妹赴西安奔丧。因渭河洪水泛滥，过不了河，被迫在河这边等了三天三夜，而我可怜的妹妹因为夜间突发高烧，无处医治，第二天夜间就死在了河边。
父亲死后，我们不能再住在铁路工地上了，唯一的退路就是回到安徽的宿县老家。老家虽然有许多的房子，还有大片大片的土地，仅一片梨园就差不多有足球场那么大。可是，我妈因为害怕和婆婆在一起生活，就死活不想回老家。当时，我爷爷已被『政府』关押，老家都是由婆婆在管事。就在我们家面临灭顶之灾和被迫回农村老家时，工程处的领导把我妈介绍给了我继父。继父是抗日英雄，右臂上还残留着日本人的一颗弹头，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他比我妈大将近8岁。我妈虽然没看上他，但为了不带我们回农村老家受苦受罪，还是决定嫁给了继父。从那时起，我们才从工地的洞『穴』里搬了出来，第一次住进了家属区的平房里。我们家的生活从此也开始有了一些起『色』。后来，我妈为继父又生了一男两女，靠着继父的五十元钱的工资和我们每月二十九元的抚恤金，把我们六个孩子养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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