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郑城的杏花雨淅淅沥沥，打湿了书斋的窗纱，纱上绣的兰草图案被洇得愈发柔和，像浸在水里的墨画。韩国儒生们围坐在案前，案上燃着艾草香，驱散着雨日的潮气。指尖捻着《诗说》的残卷，竹简边缘已被摩挲得光滑，卷中“志、情、景”三个字被历代读者的指温焐得发亮，像三颗润在雨里的羊脂玉，透着温润的光。
年轻儒生轻声念着“诗者，志为经，情为纬，景为色”，声音混着檐角滴落的雨声，“嘀嗒”与“吟诵”缠在一起，像织着一匹软布：“去年在大梁，有博士说‘诗贵含蓄，藏志于情，隐情于景’，可这《诗说》偏说三者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怎么才能让世人懂这平衡的妙处？就像调羹汤，盐多了苦，醋多了酸，得恰到好处才够味。”
罗铮蹲在案边，用竹笔在素帛上画下一个端正的等腰三角。三个顶点分别用蝇头小楷题着“志”“情”“景”，“志”这条边，列着“君子自强不息”的刚劲，“士不可不弘毅”的坚韧；“情”这条边，记着“哀而不伤”的柔婉，“乐而不淫”的节制；“景”这条边，录着“蒹葭苍苍”的朦胧，“杨柳依依”的明媚。他用朱砂将三边描得等长，墨线在潮湿的空气里洇出细毛，像初生的绒毛：“你看这三角，志是骨，撑着诗的架子；情是血，让诗活起来；景是皮肉，使诗有了模样，缺了一边就成了畸形。若只重‘志’而轻‘情’，诗就成了干巴巴的教条，像断了弦的琴，弹不出婉转的调；若只重‘情’而失‘景’，就成了无凭无据的空叹，像没根的浮萍，风一吹就散了。”
他取来三根紫竹条，竹皮泛着青紫色的光，用麻线仔细扎成三角架，在“志”的顶点挂了块刻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木牌，沉甸甸坠着济世的抱负；“情”的顶点系了缕染着胭脂的丝线，是新郑姑娘们常用的花汁染就，柔婉里带着羞怯；“景”的顶点悬了片压干的杏花，粉白的花瓣还留着春日的香。三角架在穿堂风里轻轻晃，却始终稳稳当当，像个站定的人。
“这就是《诗说》讲的‘三足鼎峙’，”他忽然抽掉“景”边的竹条，架子立刻朝“志”与“情”的方向倾塌，木牌与丝线撞在一起，发出“啪”的轻响，“没了景的烘托，情再真、志再切，也立不住——就像新郑的城墙，少了砖缝里的灰浆，再硬的砖也垒不起高墙，风一吹就塌。”
墨雪蹲在角落，正用黄杨木拼装诗歌推演模型。黄杨木带着淡淡的清香，雕工精巧，那模型是个带刻度的黄铜杠杆，一端刻着“诗之高下”，牢牢嵌着《诗说》里“三者和谐，方为至境”的核心句；另一端分作三个凹槽，分别嵌着标有“志”“情”“景”的木楔，每个木楔的厚度都对应着诗中该要素的比重——厚则重，薄则轻。支点处的铜盘上刻着“中和”二字，字体圆润，哪边的木楔过厚，杠杆就往哪边倾斜，盘边的铜铃便会“叮铃”作响，提醒失衡。
“这是量诗的秤，”她往“志”槽里塞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木楔，厚度如小指；“情”槽里嵌入“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木楔，薄厚似指甲；“景”槽里垫上“月照寒江，孤舟独钓”的木楔，恰在二者之间。杠杆两端恰好停在“中和”刻度，不偏不倚，像秤平了一般。
“你看，杜甫的诗就是这般，志够高、情够深、景够切，秤杆不偏不倚，这才是《诗说》推崇的‘上品’。”她往杠杆的轴里抹了点松脂，是用新采的松香熬的，转动时带着淡淡的松木香，“最妙是这‘偏失针’，”她指着盘心的小铜针，针尖锐利，“若某槽的木楔过薄，比如‘景’槽只塞了‘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薄片，针就会指向‘浮’字——就像当年韩地有些诗，满纸风月却没半分志气，读着轻飘飘的，《诗说》里早说过‘景无志则浮，情无景则滥’，就是这个理。”
书斋外忽然传来靴底碾过青石板的声响，“踏踏”地像碎石子滚过水面，打破了雨日的宁静。蒙恬的巡逻兵踏着雨幕而来，校尉勒住马缰，枣红色的马甩了甩鬃毛，溅起的水珠落在甲胄上，甲胄上的铜片映着漫天杏花的粉白，却泛着冷光。“将军有令，”他对身后的士兵沉声说道，“新郑旧族常借诗论影射时政，把不满藏在‘黍离之悲’里。这些儒生研讨学问可以，若在《诗说》注里夹私货、藏怨怼，立刻拿下，绝不姑息。”
士兵们翻检书案时，年轻儒生的手紧紧攥住帛书的边角，指节泛白，帛书被捏出深深的褶子。罗铮却将那个因抽去“景”边而倾斜的架子推到明处，指着往“情”边歪斜的木牌解释：“您看，这诗若藏了怨怼，‘情’边就会过重，架子必然歪斜得厉害，连站都站不稳。《诗说》里早批过‘过情则靡，过怨则狭’，我们论诗时最忌这个，就像走路怕走偏，时刻盯着脚下的路呢。”
校尉拿起墨雪的模型，随手往“志”槽里塞进片刻着“抨击时政，怨望朝廷”的木楔，那木楔比寻常的厚了一倍，杠杆“哐当”一声往一边沉，铜铃“叮铃铃”响个不停，像在急促地警示。“这铃倒灵验，”他挑眉看向墨雪，语气里带着审视，“你们论诗，真能做到不偏不倚，不借诗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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