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三十一日清晨，沈家院子里的鸡刚叫过头遍，沈知秋和顾怀远就起来了。两人简单洗漱后，带着连夜准备好的材料，踏上了去县城的路。
从红旗公社到清河县城有二十里路，沈建军借了村里的自行车，载着沈知秋，顾怀远自己骑一辆。晨雾未散，乡间土路颠簸不平，但三人骑得飞快。
“知秋，县里真能管这事？”沈建军一边蹬车一边问，声音里还带着不确定。
“能。”沈知秋坐在后座，声音被风吹得有些飘，“现在中央政策很明确，鼓励农村发展副业。李主任故意卡着，往大了说是阻碍经济发展。”
顾怀远跟上来说：“关键是要找到对的人。县长如果重视，一句话就能解决。”
沈建军不再说话，只是用力蹬车。晨风吹过他汗湿的衬衫，贴在背上，勾勒出紧绷的肌肉线条。这个二十五岁的农村青年，第一次感受到权力的重压和希望的可能。
八点半左右，三人到达县城。清河县不大，县政府是一栋三层的红砖楼，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院子里已经有人进进出出，多是穿着中山装的干部。
沈知秋在门口登记处问：“同志，请问县长办公室在哪？”
登记的是个年轻姑娘，抬起头看了他们一眼：“找县长？有预约吗？”
“没有，但我们有重要情况反映。”沈知秋拿出学生证，“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这位是清华大学的，我们代表家乡群众反映政策落实问题。”
看到北大清华的学生证，姑娘态度好了些：“县长今天在开会。你们可以先找办公室刘主任，他在二楼最东头。”
谢过姑娘，三人上了二楼。办公室门开着，一个四十多岁、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正在看文件。
“刘主任您好。”沈知秋敲门进去。
刘主任抬起头，看到三个年轻人，有些意外：“你们是？”
“我们是红旗公社的群众，有情况向县领导反映。”沈知秋递上材料和学生证，“我是沈知秋，北大经济系学生。这位是顾怀远，清华研究生。这是我二哥沈建军。”
刘主任接过材料，先看了学生证，又翻看材料。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字样，他的神色郑重起来。
“坐。”刘主任指了指沙发，“你们反映什么问题？”
沈知秋简明扼要地说了情况：沈建军响应中央号召搞运输副业，为深圳特区建设运送建材，但公社以“无手续”为由叫停，而办理手续需要挂靠集体企业并交高额管理费。
“刘主任，我们认为这不合理。”顾怀远补充，“第一，中央政策鼓励发展副业；第二，挂靠收费过高涉嫌变相摊派；第三，深圳建设急需建材，运输中断会影响特区发展。”
刘主任推了推眼镜，仔细看着材料。特别是顾怀远写的那份《关于发展农村运输业促进特区建设的建议》，条理清晰，数据翔实，很有说服力。
“你们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刘主任看完后说，“不过，这件事需要核实。这样，你们先回去，我向县长汇报后，派人去公社调查。”
“刘主任，我们等不了。”沈知秋着急，“深圳那边合同急，三天内不解决就要违约。能不能让我们见见县长？”
刘主任为难：“县长今天确实在开重要会议...”
正说着，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刘主任立刻站起来：“是县长！”
沈知秋转头看去，一个五十多岁、身材高大的男人走过来，旁边跟着几个干部。男人穿着半旧的中山装，但气场很强，正是清河县县长周为民。
“周县长！”刘主任迎上去，“有群众找您反映情况。”
周为民停下脚步，目光扫过沈知秋三人：“什么事？”
沈知秋抓住机会，上前一步：“周县长，我是红旗公社的沈知秋，北京大学学生。我们反映农村政策落实中遇到的问题。”
她语速很快但清晰，三分钟内把事情说清楚了。周为民听着，眉头渐渐皱起。
“李主任现在在哪儿？”他问。
“应该...在公社。”沈建军小声回答。
周为民对秘书说：“通知李国富，马上去公社，我要见他。你们几个，”他看向沈知秋他们，“跟我一起回去。”
事情突然有了转机。三人跟着周县长下楼，坐上了县政府的吉普车——这是沈建军第一次坐汽车，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
车上，周为民问沈知秋：“你在北大读什么专业？”
“经济系。”
“经济系...好。”周为民点头，“学经济的，应该懂政策。你说说，现在农村发展副业，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沈知秋想了想，谨慎回答：“县长，我认为最大的障碍不是政策本身，而是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和人为设卡。中央精神是好的，但到了基层，有的干部要么理解偏差，要么借机谋利。”
这话说得大胆，但周为民没有生气，反而点头：“说得好。改革开放，最难的就是打破旧观念、旧习惯。有些人啊，手里有点权，就忘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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