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7日，立冬。
松花江的支流四水河开始结冰。河面边缘，一层薄如蝉翼的冰凌在晨光中闪烁，像大地的睫毛。寒风从长白山方向刮来，卷起河滩上的枯草和沙尘，打在脸上像针扎。
魏莱站在河岸边，左手揣在棉袄袖子里——旧伤又疼了。他身后，站着五十多个汉子，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袖口露出黑乎乎的棉花。他们看着河对岸，那里，一道新修的土坝像一条灰色的巨蟒，横卧在河湾处。
这是四水镇合作社的第一个大型工程：引水灌溉坝。
“魏书记，这坝...真能挡住开春的桃花汛？”说话的是徐老三。他裹着件露棉花的破袄子，冻得鼻涕直流。
“挡不住。”魏莱说，“这不是挡水坝，是引水坝。水大了，从溢洪道走。水小了，蓄在水渠里，浇地。”
他指着土坝东侧新挖的水渠。渠宽两米，深一米五，像大地裂开的一道口子，蜿蜒通向四水村的千亩农田。渠底已经铺了碎石，两岸用柳条编的网格固定——这是秦木匠从老河道治理经验里学来的土办法。
“开春化冻，水进渠，咱们的地就能早浇半个月。”魏莱说，“一亩地多收三十斤粮，一千亩就是三万斤。”
人群里响起吸气声。三万斤，够全镇人吃一个月。
“可是...”王老栓蹲在坝基上，抓了把冻土，“这土冻得梆硬，怎么夯实？夯不实，水一冲就垮。”
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十一月的东北，地表已经冻结。土坝需要层层夯实，冻土夯不实，春天化冻后坝体沉降不均，必然开裂。
魏莱早有准备。
“用火。”他说，“地表冻土层挖开后，下面是湿土。把湿土堆在背风处，点柴火烤，烤软了再夯。”
“那得多少柴火？”孙猎户皱眉，“后山的林子，不让随便砍。”
“不用木头。”魏莱指向河滩，“芦苇荡的枯芦苇，晒干了就是好燃料。徐老三，你们村能出多少？”
徐老三掰着手指算：“今年芦苇长得好，晒干的...少说五万斤。”
“够用了。”魏莱说，“从今天起，分三班：一班挖冻土，一班烤土，一班夯坝。每天管三顿饭，记十个工分。”
“工分怎么算？”有人问。
“挖土最累，一天十二分；烤土要看着火，一天十分；夯坝要技术，一天十一分。”魏莱说，“妇女负责做饭送饭，一天八分。”
公平合理。没人有意见。
“开工！”
五十多人散开。铁锹挖冻土的“锵锵”声，很快响彻河滩。这声音沉闷、吃力，像在啃大地的骨头。
魏莱也抄起一把铁锹。周明远想拦：“魏书记，你手...”
“不碍事。”魏莱挥锹挖下去。冻土硬得像铁，一锹下去只留下个白印。他换角度，用锹尖凿，一点一点啃。很快，虎口震得发麻，左手的旧伤像被火燎。
但他没停。
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不停，别人就不会停。
中午，李秀兰带着妇女队送饭来了。大铁桶里是玉米面糊糊，掺了晒干的野菜。窝头是杂面的，黑乎乎的，但管饱。
众人蹲在河滩上吃饭。寒风呼啸，糊糊端出来不到一刻钟就凉了，表面结一层薄冰。但没人抱怨，呼噜呼噜喝得响亮。
“魏书记。”李秀兰端着碗凑过来，低声说，“镇上来了个人。”
“谁？”
“说是省报社的记者，姓冯，叫冯远。拿着介绍信，说要采访合作社先进经验。”
魏莱心里咯噔一下。省报社？这个时候？
“人呢？”
“在镇政府等着呢。周文书陪着。”
魏莱几口喝完糊糊，把碗一放：“我去看看。这边，李建国你盯着。”
“好嘞！”
回镇的路上，魏莱心里转着无数念头。省报采访，可能是好事——宣传出去，四水镇模式就有了正当性。但也可能是坏事——如果报道出现偏差，或者记者别有用心...
镇政府会议室里，一个年轻人正在翻看合作社的账本。他约莫二十五六岁，穿着深蓝色中山装，戴黑框眼镜，文质彬彬。看见魏莱进来，他起身伸出手。
“魏莱同志吧？我是省报农村部的冯远。”
“冯记者，欢迎。”魏莱握手。冯远的手很软，没有老茧，但握得很有力。
“听说你们在修水坝，我去看了看，很壮观。”冯远开门见山，“省里对四水镇的合作社试点很关注。领导派我来做个深度报道，可能连载三到五期。”
“这是我们的荣幸。”魏莱示意他坐，“冯记者想了解什么？”
“什么都想了解。”冯远打开笔记本，“合作社怎么组织的，群众什么反应，遇到了什么困难，怎么解决的。特别是——和红山公社的强制合作化相比，你们有什么不同。”
问题很敏锐。
魏莱谨慎地回答，周明远在一旁补充。从最初的筹备会议，到章程的起草辩论，到改良犁铧的试验，到现在的引水坝工程。他尽量客观，不夸大成绩，不回避问题——比如王老栓的动摇，比如调查组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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