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四水镇还在沉睡。
魏莱走出镇政府，沿着主街慢慢走。积雪在脚下咯吱作响，街道两旁的房屋黑着灯，只有极少数人家窗缝里透出煤油灯的微光——那是早起做饭的勤快人家。
他走到镇东头的老槐树下。这棵树有三百多年了，树干要三人合抱。抗战时，日本人想砍了它当电线杆，全镇老人躺在树下，用命保住了它。解放后，这里成了四水镇人聚会、议事的地方。
魏莱摸着粗糙的树皮，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1948年刚穿越来时，他在这棵树下第一次召开群众大会，结结巴巴地讲“土地改革”；想起1949年全镇人在这里欢庆解放，敲锣打鼓；想起1950年抗美援朝动员，十几个小伙子在这里报名参军；想起1951年李建国荣归，胸戴大红花站在树下接受掌声；想起去年除夕，大家在这里分肉，笑声传得很远。
五年，一棵树看不出变化，但一个镇子变了，人也变了。
“书记？”身后传来年轻的声音。
魏莱回头，是李建国。年轻人拄着拐杖，但站得笔直，像棵小白杨。
“你怎么也起了？”
“睡不着。”李建国走到树下，“想起在朝鲜的时候，每次大战前夜，我也睡不着。班长就说，睡不着就起来擦枪，把每个零件都擦得锃亮，心里就踏实了。”
“那你现在擦什么？”
“擦眼睛。”李建国笑了，“把眼睛擦亮，明天好看清那些牛鬼蛇神。”
魏莱也笑了。这个年轻人，从战场归来时满身创伤，眼神都是死的。但现在，他眼里有光了。
“建国，如果明天出了事，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魏莱忽然说，“你为这个国家流过血，回来想过安稳日子，却被卷进这些事里。”
李建国摇头：“书记，您错了。在朝鲜，我守着阵地，知道背后是祖国。现在在四水镇，我守着咱们的工厂、咱们的项目，也知道背后是什么——是更大的祖国。没什么区别。”
他望向东方，天际已经泛出鱼肚白：“而且，我觉得现在做的事，可能比在战场上更有意义。战场上消灭敌人，是阻止他们破坏。现在咱们建设的东西，是让敌人不敢再来破坏。”
魏莱深深看了他一眼。这个只有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说出的话却如此透彻。
“去吧，再休息会儿。”魏莱拍拍他的肩，“养足精神。”
李建国敬了个军礼，转身走了，拐杖在雪地上留下深深的印子。
东方越来越亮。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照在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白。镇子里开始有了声响——鸡鸣声、开门声、挑水人的扁担吱呀声。
新的一天开始了。
魏莱最后看了眼老槐树，转身往回走。经过镇政府门口时，他看见周明远已经站在那儿了，手里拿着今天的《人民日报》。
头版是斯大林的大幅照片，黑框。
“书记，”周明远把报纸递过来，“社论说，要‘化悲痛为力量，加快社会主义建设’。”
魏莱接过报纸，扫了一眼：“说得对。悲伤不能当饭吃，建设不能停。”
两人并肩走进镇政府院子。炊事员老赵已经开始生火做饭，烟囱冒出青烟，在清晨的天空中笔直上升。
“书记，周副书记，吃早饭了！”老赵喊了一声，“今天蒸了窝头，熬了白菜汤！”
“就来！”周明远应道。
魏莱站在院中，深深吸了口清冷的空气。1953年1月7日的早晨，空气里有煤烟味、雪的味道、还有炊烟的味道。
这是生活的味道。
而他要守护的，就是这千千万万人平凡的生活。
“明远，”他忽然说，“等这件事过去，咱们得把镇小学扩建一下。孩子们挤在旧庙里上课，不是长久之计。”
周明远一愣，随即笑了：“好。我早就想说了，就是一直没钱。”
“钱我来想办法。”魏莱说，“还有卫生所，得盖新的；主街的路，得铺成石子路；自来水也要搞，不能总吃井水……”
他一样样数着，像在说最平常的工作计划。
周明远听着，眼眶忽然湿了。这个书记啊，明明可能明天就要被审查、被撤职，此刻想的却全是镇子的未来。
“都会有的。”周明远轻声说，“只要人在，就什么都会有。”
早饭很简单：玉米面窝头，白菜汤，一小碟咸菜。但魏莱吃得很香，一连吃了两个窝头，喝了一大碗汤。
吃饭时，通信员小跑进来：“书记，县里来电话，说专家车队已经出发了，预计下午两点到。”
“知道了。”魏莱擦擦嘴，“通知大家，按计划准备。”
上午八点，四水镇全面动员。
赵卫国在砖窑工棚做最后一次检查；张铁匠带着工人清理厂区，把一些“敏感”设备暂时遮盖；周明远组织人员在镇政府布置会议室，挂上“欢迎省城专家指导工作”的横幅；李建国带着民兵队沿镇主要道路巡逻，重点是砖窑和铁路仓库周边；郑怀远和苏婉如在卫生所整理病案，准备汇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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