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看到何雨柱端着那一大碗油光红亮、颤巍巍的红烧肉走出家门时，闫阜贵的眼睛瞬间就亮了，屁股都不自觉地抬了起来，准备“偶遇”上去。他连开场白都想好了：“柱子，这手艺真是没得说！隔老远就把我这馋虫勾出来了！这是……给老太太送的？哎呀，真是孝顺！”
可他的脚步刚挪动半分，就瞥见易中海也背着手出现在了中院。闫阜贵那刚刚燃起的热情，像是被泼了一瓢冷水，瞬间熄了大半。在易中海面前，他还是得维持点读书人和三大爷的体面，不能表现得太过急吼吼，那样就显得太掉价，太迫不及待了。
于是，他硬生生刹住了脚步，重新蹲回原地，假装更加专注地侍弄花草，眼角的余光却死死锁定在何雨柱和那碗肉上。他看着何雨柱和易中海站定说话，看着易中海脸上那赞许的笑容，听着他们隐约传来的对话声，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盼着易中海赶紧走开。
然而，事与愿违。易中海非但没走，还和何雨柱聊了起来。闫阜贵只能干看着，闻着那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的肉香，感觉自己的胃都在抽搐。好不容易等到何雨柱摆脱了易中海，端着碗往后院走去，闫阜贵的心也跟着那碗肉一起，沉了下去。
他眼睁睁地看着何雨柱的身影消失在通往后院的月亮门里，那碗承载着他全部渴望的红烧肉也彻底离开了他的视野范围。空气中残留的肉香，此刻闻起来竟然带着一丝嘲讽的味道。
闫阜贵再也无心摆弄花草，他直起身，拍了拍手上并不存在的泥土，望着后院的方向，重重地、充满失落和怨念地叹了一口气。那叹息声里，饱含着错失良机的懊恼，和对何雨柱“忘恩负义”的强烈控诉。
“唉……！” 这声叹息悠长而曲折，“这个何雨柱啊……果然是……媳妇娶进门，媒人扔过墙啊！”
他喃喃自语，声音不大，却足够让旁边的花花草草听见他的委屈：“想当初，要不是我阎阜贵在学校里，在冉老师面前，替他说了多少好话？创造了多少机会？他能那么容易就把冉秋叶这么个好姑娘娶回家？现在倒好，冉老师娶到手了，我这大媒人就没用了？有好吃的，宁可端去给后院那耳背的老太太，也想不起给我这劳苦功高的媒人送一口？哪怕……哪怕就送一小块，让我尝尝味儿呢？”
他越想越觉得亏得慌，感觉自己之前那些“投资”（包括在冉秋叶面前说好话，以及前期蹭到的那些饭盒）都打了水漂。何雨柱这碗没送进他嘴里的红烧肉，在他心里瞬间上升到了“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高度。
“看来，这‘谢媒礼’是指望不上了，以后还得另想办法……”阎阜贵推了推眼镜，小眼睛里重新闪烁起精明的光芒，开始琢磨下一步该怎么从何雨柱那里“挽回损失”。或许，该找个机会，再提醒提醒他，谁才是他这段美满姻缘的“奠基人”？
闫阜贵这人，在红星小学任教多年，早已磨砺出一套属于他自己的生存哲学。若说易中海是靠资历和威望立足，刘海中是官迷心窍，那闫阜贵的核心技能，便是将“算计”与“无赖”巧妙结合，尤其是在占小便宜和规避风险方面，堪称登峰造极。用句俗话说，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而闫阜贵，绝对是那个最能“哭”、也最知道怎么“哭”才能达到目的的孩子。
这段时间，外面风声鹤唳，学校里也是人心惶惶。闫阜贵那套明哲保身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他变得更加“敏感”，也更加“难缠”。任何可能担责任、得罪人，或者无利可图的事情，他能推就推，能躲就躲。而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哪怕是蝇头小利，他也能立刻化身“斗士”，用他那套胡搅蛮缠、软磨硬泡的功夫，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比如，学校组织政治学习，轮到谁做记录、写总结，本是轮流来的小事。可闫阜贵总能找到借口——不是眼睛老花酸痛，就是手腕风湿发作，再不然就是家里有急事，总之，这种费神又不讨好的活儿，他总能想办法赖掉。可要是学校偶尔发点福利，哪怕只是几颗水果糖、一小包茶叶，他绝对是第一个凑上去，眼睛瞪得溜圆，生怕漏了自己那份，分毫必争，斤斤计较到令人侧目的地步。
他那点工资算计得更是精细到了骨髓里。跟人合伙买东西，差一分钱都能跟你掰扯半天；借别人一张草稿纸，都恨不得让你按手印画押。久而久之，学校里无论是领导还是同事，都知道闫阜贵是个“沾不得”的角色——跟他打交道，占不到便宜不说，搞不好还得惹一身骚。大家对他的普遍态度是：敬而远之，能不招惹，绝不招惹。
这种近乎魔怔的、将贪小便宜和耍无赖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性格，放在平时，自然是惹人厌烦。但在当前这种特殊环境下，对于冉秋叶而言，却意外地形成了一种诡异的保护。
首先，闫阜贵是冉秋叶和何雨柱的“媒人”（尽管主要功劳在于何雨柱和冉秋叶自己），这是学校里不少人都知道的事情。虽然闫阜贵现在有点埋怨何雨柱“过河拆桥”，但在外人看来，他们之间有着这层扯不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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