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张建国拿起那把水果刀，在周明面前晃了晃，“这把刀的刀刃长度、锋利程度，与刘敏颈部的伤口完全吻合；你休闲鞋里的泥土和香樟树叶，与案发现场的残留物一致；你卫衣口袋里的纤维，来自刘敏的睡衣。你以为模仿吴涛的作案手法，故意在现场留下香樟树叶混淆视线，就能蒙混过关？”
周明瘫坐在地上，再也没了挣扎的力气，他低着头，声音带着压抑的哭腔：“2016年我在杭州的物流公司当装卸工，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跟着货车去仓库装货，中午就在路边吃碗面条，晚上八点才能下班，一个月挣的钱除了交房租、吃饭，根本剩不下多少。那些城里人看我的眼神，总带着几分嫌弃，刘敏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次我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遇到她，她看到我身上沾着的灰尘，下意识地往旁边躲了躲，还跟同事说‘这些做体力活的，身上真脏’。我当时就很生气，觉得她是故意看不起我，从那以后就开始偷偷跟踪她，摸清了她的作息时间——她每周五晚上要加班到七点，会独自步行回家，而且她家门锁是密码锁，输密码的时候需要低头，有足够的时间下手。”
“案发那天晚上，我提前跟物流公司请假，戴着口罩躲在刘敏家单元楼的楼道里，等她输完密码开门的时候，我从背后冲上去，用左手捂住她的嘴，右手拿着水果刀割了她的脖子……我本来想把她的手机和钱包拿走，伪装成抢劫杀人，可我看到她倒在地上，眼睛还睁着，我突然害怕了，就只翻乱了床头柜，故意在鞋印上蹭了点泥土和香樟树叶，想让警察以为凶手是郊外的农民，然后就赶紧跑回了住处，第二天就跟物流公司申请调去了仓库，过了半年才敢搬回城中村住。”周明顿了顿，喘了口气，继续说道，“我以为换个工作岗位，改个名字，就能没事了，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找到了……”
2018年10月22日，周明被押回杭州市公安局，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审讯室里，他详细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包括跟踪刘敏的具体路线（从电子科技公司到小区的两条必经之路，一条走主街，一条穿小巷）、行凶时的心理活动（既愤怒又害怕，割伤刘敏后手抖得厉害）、逃跑时的路线选择（特意绕远路穿过郊外树林，避开小区门口的监控），甚至包括他当年购买水果刀和休闲鞋的店铺名称（余杭区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匡威专卖店”），每一个细节都与警方掌握的证据完全吻合。
技术科的DNA检测结果也在几天后出来了：周明的DNA与刘敏案现场提取的毛发DNA完全一致，水果刀缝隙里的陈旧性血迹经过DNA分型，与刘敏的DNA匹配；休闲鞋鞋底的泥土、香樟树叶，与良渚文化村周边郊外树林的样本完全相同。所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无可辩驳。
张建国站在审讯室外的观察窗前，看着里面低头认罪的周明，心里却没有丝毫轻松。从1988年的高承勇，到1994年的王德才，2000年的刘斌，2006年的张大军，2008年的张二军，2010年的刘建军，2012年的马晓军，2013年的张强，2014年的王浩，2015年的赵刚，2016年的孙强，2017年的吴涛，再到2018年的周明，整整三十年，十三起恶性杀人案，十三个凶手，像一串被“仇恨”和“自卑”串联起来的毒瘤，从甘肃白银到新疆乌鲁木齐，再到内蒙古呼和浩特、黑龙江哈尔滨、四川成都、云南昆明、广西南宁、广东广州、福建厦门、浙江杭州，把罪恶的阴影撒遍了大半个中国。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曾在生活的底层挣扎：高承勇因贫困被嘲笑，王德才因失业心生怨恨，刘斌因婚姻失败迁怒他人，张大军兄弟、刘建军、马晓军、张强、王浩、赵刚、孙强、吴涛、周明则因外地务工者的身份，长期承受着歧视与不公。可他们没有选择用努力改变命运，反而把对生活的不满，变成了向无辜者挥下的屠刀，甚至形成了畸形的“传承”——每一个凶手都在向同乡“传授”作案手法，每一起案件都在为下一场悲剧埋下伏笔。
张建国回到办公室，把周明的案卷与之前的十二本案卷整齐地摆放在一起，十三本案卷叠在一起，厚厚的一摞，放在办公桌上几乎占了三分之二的空间，像是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窗外的雨还在下，细密的雨丝把杭州的街道、屋顶、香樟树都覆盖成了一片湿润的灰色，却掩盖不了那些逝去生命的痕迹，也抹不去受害者家属心中永远的伤痛。张建国拿起笔，在周明案卷的扉页上郑重写下：“钱塘虽阔，难容罪恶；正义虽远，终不缺席。”
周凯拿着一份新的协查函走进来，脸色凝重：“张队，江苏警方传来消息，2017年南京市江宁区发生一起单身女工被杀案，作案手法与系列案一致，现场留下42码的运动鞋鞋印，DNA与周明的有5%重合，怀疑是他的同伙。”
张建国接过协查函，看着照片里年轻受害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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