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阳滕家号称麻阳首富，滕家经营油号，是四省边地最大的民间船家，拥有上百艘最新式的机帆船，抗战前水手上千人，分号布满益阳、汉口，直至上海、加尔各答、伦敦，掌控着大量的桐油贸易和水上运输业务，积累了巨额财富。
滕家的子弟中有多人在四省边地军队和政府部门任职，得知周青云带头捐献后，滕家族长当即表示：“司令长官为国分忧，我们滕家自然不能落后。不仅公办企业的分红捐献 60%，我们还将捐献 10 艘机帆船，用于四省边地的物资运输，再拿出一批粮食，救济麻阳的难民。”
浦市姚少安家族是泸溪县的首富。姚少安二十岁时，就将家族传承的单一鞭炮业，发展到桐油、米行、木材、瓷器、生铁与布匹等多个行业，创办的 “姚恒森商号” 在辰溪、沅陵、洪江、常德、汉口等地均设有分店，是当时浦市八家商界巨富之一。
姚家的老宅占地 6000 多平方米，横穿古镇最繁华的两条主街，规模宏大。姚少安本人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得知募捐消息后，主动找到马寅初，表示愿意捐献 60% 的分红，同时还捐赠了一批布匹和粮食，用于制作士兵的军装和救济难民。
里耶李瑞林家族是龙山县的首富，李瑞林兄弟以独到的商业眼光和仁义为先的经营方略，将 “同兴恒” 商号发展成为湘鄂川边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商号，拥有自己的船队、桐油作坊、商业铺面和占地 20 多亩的同发庄园。李瑞林兄弟向来乐善好施，在当地口碑极好。他们不仅按照要求捐献了 60% 的公办企业分红，还拿出一笔资金，在里耶创办了一所临时学校，收留难民儿童，并为学校捐赠了大量的课本和文具。
除了四大家族，四省边地的其他富户和中产阶级也纷纷响应。许多富户主动联系当地政府，表示愿意捐献部分财产或分红；一些中产阶级虽然财富不多，但也尽己所能，捐献了自己的积蓄。就连一些小商人、手工业者，也纷纷捐款捐物，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 1939 年 6 月国难薪督察处成立到年底，仅仅半年时间，四省边地通过扣薪计划和富户捐献，共筹集到国难薪经费超过两千三十万元费用。
这笔资金极大地缓解了第六战区的财政压力，前线部队的军费得到了显着改善；教育经费得到补充后，多所临时学校得以创办，上万名难民儿童重新走进了课堂；难民救济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效，涌入四省边地的难民基本都能得到温饱保障，医疗条件也有所改善。
马寅初站在辰溪的一座临时学校里，看着孩子们朗朗读书的身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知道，这些筹集到的资金，不仅支撑了抗战，更守护了国家的未来。
而周青云则在恩施的司令部里，看着财政报表上的数字，心中一块大石终于落地。他明白，这场国难薪运动的成功，不仅缓解了财政危机，更凝聚了四省边地各方的力量，让大家在抗战的道路上更加团结一心。
此时的第六战区，不仅构建起了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更在后方凝聚了民心、汇聚了力量。长江三峡的炮台依旧矗立，武陵山脉的战壕依旧纵横，而四省边地的百姓和将士们，正带着这份团结与坚韧，迎接即将到来的更加严峻的考验。
武汉会战的硝烟散去，长江中游的枪炮声暂告平息，但中日双方都清楚，这绝非战争的终结，而是新形态对抗的开始。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卓绝的战略相持阶段。
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三镇，控制了中国腹心的交通枢纽，却也深深陷入了战争泥潭——其漫长的补给线暴露在中国军队持续袭扰之下，占领区内的抗日活动此起彼伏。
为打破僵局，巩固华中占领区，日本大本营将目光投向了长江以南的南昌。
南昌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这里是浙赣铁路与南浔铁路的交汇点，犹如华中与华南之间的锁钥。控制南昌，日军便能西胁长沙，南逼广东，彻底切断中国东南与西南大后方的陆路联系。
更为紧迫的是，中国第九战区在南昌周边集结重兵，像一把悬在日军头上的利剑，时刻威胁着武汉、九江等占领区的安全。
1939年初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下达了作战命令，一场旨在“攻占南昌，摧毁中国军队抗战基地”的大规模攻势进入倒计时。
担任主攻的是日军精锐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是日军中少有的“中国通”，深谙山地作战与心理战之道。他集结了第101、106、116师团等部，配属战车集群、重炮联队及航空兵部队，总兵力达12万之众。
冈村的计划狠辣而精妙：以优势炮火撕开修水防线，坦克部队快速穿插，航空兵压制中国军队调动，力求在春季结束前攻克南昌，一举打乱中国军队在华中南的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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