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南宝山的窘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秩序团的“蓬勃发展”。
钢铁厂之战，秩序团虽然承受了巨大的伤亡（正面强攻和尸潮冲击导致减员超过三分之一），但他们无疑是最大的赢家。他们几乎完整地接收了钢铁厂所有的据点——宏达物流仓储区、城西钢铁厂、极乐宫，包括里面所有的库存：
海量武器弹药： 数以百计已经制造好的土制散弹枪、大量的冷兵器、堆积如山的黑火药（虽然实战证明威力不大）、铅弹、铁砂，以及那两门令人生畏的土制火炮（虽然炮闩被南宝山拆走，但秩序团有自己的工匠，仿制并非难事）。
丰富的燃油储备： 钢铁厂搜刮积累的柴油、汽油，大大缓解了秩序团车辆和发电机的燃料压力。
大量的人力资源： 投降的、受伤被俘的钢铁厂人员（战斗人员和技术工人）超过百人，被秩序团打散编入自己的队伍或送入苦役营。秩序团的人口和兵力不降反升。
完整的生产设备： 虽然失去了最核心的技术人员，但钢铁厂那些笨重却至关重要的机床——铣床、钻床、冲压机、锻锤——全都落入了秩序团手中。他们缺乏的是能最大化利用这些设备的知识和经验，但依靠数量庞大的工匠进行模仿和试错，维持现有武器的生产和简单修复并非不可能。
更重要的是，随着钢铁厂的覆灭，C市废墟里再也没有能挑战秩序团的势力。那些原本在夹缝中求生的小型幸存者团体，要么望风归附，要么远遁他处，要么被秩序团以“清理不稳定因素”为名顺手剿灭。
秩序团教主刘政的权威达到了顶峰。他迅速颁布了一系列“新政”：
强化“秩序”： 进一步规范末世集市的运行，派遣更多的巡逻队，继续对交易征税（主要以物资、燃料和武器弹药形式），但同时确实提供了更强的“保护”，打击了集市内的偷窃和暴力行为（秩序团之外的暴力）。
“繁荣”经济： 没有了钢铁厂的拦路抢劫，通往集市的道路相对安全了一些，吸引了更多藏在废墟深处的幸存者前来交易。集市规模肉眼可见地扩大了，各种以物易物的交易变得更加活跃。食物、药品、工具、甚至是一些奢侈品（如未开封的酒、化妆品、香烟）都出现在了摊位上。
黑暗的滋生： 然而，这种“繁荣”之下，是更加赤裸的剥削和绝望。为了换取赖以生存的食物、药品或秩序团的“保护”，越来越多的女人被迫在集市用身体进行交易，眼神麻木空洞。一种名为“极乐散”（疑似由之前互助会遗留的毒品）的白色粉末也开始在集市阴暗角落流传，据说能让人短暂忘记末世的痛苦，吸引了众多沉迷者。秩序团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中控制交易，从中牟取暴利。
军事扩张： 秩序团利用缴获的物资，大肆扩军，进一步巩固对城市核心区域的控制。他们的灰衣士兵变得更加常见，气势也更盛。
对于普通在废墟中挣扎求生的流民而言，钢铁厂的覆灭或许并非坏事。至少，出行时不用担心随时被钢铁厂的改装车队连人带车一起抓走。秩序团的统治虽然严苛且充满剥削，但至少提供了一种扭曲的、可预测的“秩序”。只要按时缴税，遵守规矩，就能在集市换到东西，勉强活下去。这种脆弱的、建立在强权之上的“稳定”，对于早已厌倦了无限恐惧和混乱的人们来说，竟也显得有几分“珍贵”。
南宝山堡垒与秩序团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种极其微妙且危险的平衡状态。
秩序团，特别是“蝮蛇”刘铮，对南宝山恨之入骨。不仅因为南宝山在最后关头抢走了最关键的技术人才，让他们无法完整接收钢铁厂的遗产，更因为南宝山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和秩序团权威的挑战。他在教官面前承诺的偷袭陈默团队也因为尸潮的冲击和陈默团队的声东击西而不了了了之，使得他在教官面前失了面子。
然而，短期内，秩序团并没有大规模进攻南宝山的计划。
原因有三：
1. 代价评估： 强攻南宝山堡垒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堡垒地势险要，防御工事坚固，拥有水力发电和相对充足的弹药储备。秩序团刚刚经历大战，需要时间消化胜利果实，整合新附人员，不愿再承受一次惨重的伤亡。
2. 后方稳定： 城市并未完全平定，仍有零星的抵抗和小团体在活动。秩序团主力若深陷南宝山攻坚战，难保后院不起火。那些新归附的钢铁厂人员，也并非真心效忠，需要时间驯化。
3. 山坳村因素： 这是陈默当初力排众议，坚持庇护和整合山坳村流民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战略收益。数百人的山坳村，如今与堡垒形成了牢固的共生关系。他们依赖堡垒的保护和电力，也成为了堡垒外围的缓冲区和眼线。秩序团若想进攻堡垒，必然要先经过山坳村，这将意味着屠杀和镇压，会彻底激化矛盾，甚至可能引发整个地区流民的反抗，使秩序团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潭，得不偿失。刘政是野心家，不是疯子，他需要的是可控的剥削，而不是一片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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