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归来的“余热”，如同投入炉膛的新柴，在“绿建联盟”这台日益庞大精密的商业机器内部，催生出更高效率的运转与更明确的方向聚焦。林枫并未满足于论坛带来的虚名与泛泛之交，他深知，国际舞台的聚光灯转瞬即逝，唯有将关注度与连接点，迅速、扎实地转化为商业机会、技术合作与战略纵深，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在沈明的统筹下，临时项目组的工作成果迅速被分解、下达。投资发展部开始与达沃斯期间接触的几家对“绿建联盟”东南亚模式表示出明确兴趣的亚洲和欧洲投资机构，进行第二轮、更深入的沟通，探讨设立区域性或主题性投资基金的可能性。国际业务部则跟进那些表达了合作意向的潜在伙伴，从非洲的矿业集团到南美的工程公司，从初步的技术交流到具体的市场准入咨询，沟通密度显着增加。研究院更是将论坛上了解到的国际前沿技术动向，特别是关于关键金属回收、低碳胶凝材料、以及智能化环境监测的零星信息，整理成内部简报，分发到相关课题组，作为未来研发方向的参考输入。
欧盟“新模型”的反击，在周博士和汉斯博士的联手下，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初步效果。那份逻辑严谨、数据扎实的反驳报告，不仅在学术圈小范围流传，其核心观点——“警惕以科学为名的变相贸易壁垒”、“倡导多元包容的绿色技术评价体系”——更被几家立场相对中立、在布鲁塞尔有影响力的环保政策智库引用，在相关讨论中形成了对草案推动方不小的舆论压力。林枫甚至接到了一位德国联邦议院环保委员会资深顾问的非正式询问，表示“对报告中的某些分析很感兴趣，希望未来有机会交流”。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意味着“绿建联盟”的声音，开始被欧洲政策制定圈的部分务实派听到。
印尼雅加达项目方面，沈明汇报，在“绿建联盟”强硬的法律申诉和公开的第三方复核报告压力下，招标委员会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对“绿建联盟”的审计仍在进行，但节奏明显放缓，负责审计的两家国际机构也收敛了许多，提问更加“规范”。与此同时，与那家有政府背景的本地工程公司（简称“印建集团”）的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已就联合投标、技术共享、本地化生产等核心条款达成初步共识，只待雅加达项目最终结果明朗，便可迅速落地成为“绿建联盟”进入印尼市场的另一个坚实支点。而三叶和其可能的盟友，似乎暂时没有新的动作，或许在评估局势，或许在酝酿更大的反扑。
江哲那边关于“丰盛资源”的调查仍在深入，暂无突破性进展，但确认了其与EnviroTech 关键材料基金的资本关联，以及与三叶在东南亚矿业供应链中的深度绑定。林枫让江哲继续谨慎调查，同时开始思考，“绿建联盟”在建筑垃圾金属回收方面的技术积累，是否可以作为未来切入这个更庞大、也更凶险的关键金属循环战场的切入点。他让周博士组织一个小范围的内部研讨会，评估相关技术的成熟度、产业化前景以及与“绿建联盟”现有业务的协同性。
与苏蔓“蔓青环保”的合作，也按照林枫“公事公办、务实推进”的原则展开。沈明与“蔓青”的副总牵头，组建了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定期沟通市场信息，并开始筛选长三角地区可能适合双方联合投标的潜在项目，第一个目标是苏南某市一个老工业区整体搬迁后的污染场地修复与再开发项目，其中既涉及“蔓青”擅长的土壤及地下水修复，也涉及大量拆除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处理。双方技术团队也进行了初步对接，探讨将“绿建联盟”的智能分选和数据分析技术，应用于工业废水污泥特性快速识别的可能性。一切都在专业、高效的轨道上运行，苏蔓展现出极强的专业素养和契约精神，合作推进顺畅，没有任何超越工作关系的言行。
生活似乎进入了一种紧张而有序的“新常态”。林枫白天处理公司日益繁杂的全球事务，晚上尽量准时回家，享受与家人团聚的时光。行行的语言能力和逻辑思维令人惊喜，已经开始对爸爸公司的“垃圾处理厂”工作原理产生浓厚兴趣，缠着林枫用最浅显的语言讲“机器怎么认出不同的垃圾”。初一则进入了模仿敏感期，整天学着哥哥和爸爸妈妈的样子，小大人似的举动常常逗得全家捧腹。李曼的“循法明道公益法律服务中心”接连打赢了几场有影响力的环境公益诉讼，在业内的口碑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她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为“绿建联盟”国际业务提供深度法律支持，特别是数据跨境合规和海外投资保护领域。
然而，林枫清楚，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涌从未停息。尤其当“绿建联盟”的触角伸得越来越远，触及的利益格局越来越复杂时。
这天下午，林枫正在办公室审阅一份关于在马来西亚设立区域备件中心的可行性报告，沈明敲门进来，脸色有些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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