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我是唐建科。”
他的声音平稳，听不出任何情绪。吴天明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郑国锋和赵东来也站直了身体，眼睛紧紧盯着唐建科的脸。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略带些沙哑的男声，不高，却有种穿透力，即便隔着听筒，也能感受到那种久居上位的从容。
“建科同志，我是周明远。”
唐建科握着听筒的手指微微收紧，但声音依旧平稳：“周书记，您好。”
“你们县报上来的材料，我看了。”周明远开门见山，没有任何寒暄，“也看了高建设同志的批示。”
办公室里落针可闻。窗外的雨声、远处的车声，似乎都在这一刻退得很远。吴天明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咚，敲在耳膜上。
“我就问你三个问题。”周明远的话简洁有力，像出鞘的刀，“你如实回答。”
“周书记请问。”唐建科脊背挺得笔直。
“第一，你们打击王老五团伙，查处张有才、李建国，推动绿源项目落地，所有这些动作，证据是不是确凿？程序是不是合法？”
唐建科没有丝毫犹豫：“证据确凿，程序合法。王老五案卷宗齐全，受害人证言、物证、资金流水完整。张有才、李建国是在掌握其受贿、渎职确凿证据后，经市纪委批准，依法采取‘两规’措施。绿源项目从接洽到落地，所有会议纪要、决策记录、合同文本完备，土地流转严格遵循《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村民自治程序，每一户的流转协议都有本人签字、手印，全程录音录像备查。”
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吴天明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关键词，手心全是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三秒，只有细微的电流声。然后周明远问了第二个问题，语气依旧平淡，却更深入了一层：
“第二，做这些事，清贫县的老百姓，支持不支持？你们县委班子，团结不团结？”
这个问题比第一个更尖锐。唐建科深吸了一口气，目光扫过面前的郑国锋和赵东来，两人都对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周书记，”唐建科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温度，“王老五被抓当天，西郊农贸市场商户自发鸣放鞭炮，虽然被我们劝阻，但群众送来的锦旗，现在还挂在县委一楼大厅。张有才、李建国被查后，我们纪委信访室接到举报信数量下降了四成。石家坳村土地流转协议签署当天，有村民拉着我们工作队员的手说，‘早该这么干了’。至于县委班子……”他顿了顿，“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高度统一。具体工作中有不同看法，都在常委会上充分讨论，最后形成集体决议。县长马文斌同志，在报告上和我联合签了字。”
又是一段短暂的沉默。这次，唐建科似乎听到电话那头极轻地“嗯”了一声。
“最后一个问题。”周明远的声音依然没有什么起伏，但唐建科却隐约感觉到，那平静之下，某种东西已经确定了，“如果现在让你停下来，不要再查刘金龙，不要再深挖土地问题，给那些‘有疑虑’的企业吃定心丸，让一切‘回到正轨’——你干不干？”
这个问题，像一把锤子，直接砸在核心上。郑国锋和赵东来的脸色都变了，吴天明记录的笔尖“啪”地一声，断了。
唐建科握着听筒的手，指节有些发白。他看着窗外滂沱的大雨，看着雨水疯狂冲刷着这个陈旧而又渴望新生的县城。他想起石老栓弟弟躺在病床上苍白的脸，想起西郊市场那些商户眼里重新亮起的光，想起绿源集团那位副总说起现代农业时眼睛里闪烁的激情，也想起刘金龙在“野鸭滩”那块地上，那种志在必得、睥睨一切的阴沉眼神。
几秒钟的时间，仿佛被拉得很长。
然后，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像钉进木头的钉子，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
“周书记，我不能停，也不会停。停了，我对不起清贫县五十万老百姓盼发展、求公平的眼神；停了，我就是向歪风邪气低头，向不法分子妥协；停了，清贫县就永远只能戴着贫困县的帽子，在烂泥潭里打滚！这个县委书记，我可以不当，但这件事，必须做到底！”
他说完了。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窗外的雨声似乎也小了些，只剩下听筒里细微的电流嗡鸣，和每个人压抑的呼吸声。
时间一秒，两秒，三秒地过去。
就在唐建科以为电话那头会传来怒斥，或者更冰冷的沉默时，周明远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那声音里似乎多了些什么，一种近乎于……赞赏的意味？
“好。”
只有一个字。
然后，周明远说了今天最长的一段话，语速平缓，却字字千钧：
“你的回答，我知道了。报告我仔细看了，写得不错，有理有据，有骨气。高建设同志的批示，是从副市长角度提出的工作提醒，你们认真对待，这很好。但清贫县的具体情况，你在一线，你最清楚。该坚持的原则必须坚持，该守住的底线一寸也不能退。发展是为了人民，法治是为了保障发展，这个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能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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