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我是唐建科。”
他的声音平稳,听不出任何情绪。吴天明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郑国锋和赵东来也站直了身体,眼睛紧紧盯着唐建科的脸。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略带些沙哑的男声,不高,却有种穿透力,即便隔着听筒,也能感受到那种久居上位的从容。
“建科同志,我是周明远。”
唐建科握着听筒的手指微微收紧,但声音依旧平稳:“周书记,您好。”
“你们县报上来的材料,我看了。”周明远开门见山,没有任何寒暄,“也看了高建设同志的批示。”
办公室里落针可闻。窗外的雨声、远处的车声,似乎都在这一刻退得很远。吴天明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咚,敲在耳膜上。
“我就问你三个问题。”周明远的话简洁有力,像出鞘的刀,“你如实回答。”
“周书记请问。”唐建科脊背挺得笔直。
“第一,你们打击王老五团伙,查处张有才、李建国,推动绿源项目落地,所有这些动作,证据是不是确凿?程序是不是合法?”
唐建科没有丝毫犹豫:“证据确凿,程序合法。王老五案卷宗齐全,受害人证言、物证、资金流水完整。张有才、李建国是在掌握其受贿、渎职确凿证据后,经市纪委批准,依法采取‘两规’措施。绿源项目从接洽到落地,所有会议纪要、决策记录、合同文本完备,土地流转严格遵循《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村民自治程序,每一户的流转协议都有本人签字、手印,全程录音录像备查。”
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吴天明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关键词,手心全是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三秒,只有细微的电流声。然后周明远问了第二个问题,语气依旧平淡,却更深入了一层:
“第二,做这些事,清贫县的老百姓,支持不支持?你们县委班子,团结不团结?”
这个问题比第一个更尖锐。唐建科深吸了一口气,目光扫过面前的郑国锋和赵东来,两人都对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周书记,”唐建科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温度,“王老五被抓当天,西郊农贸市场商户自发鸣放鞭炮,虽然被我们劝阻,但群众送来的锦旗,现在还挂在县委一楼大厅。张有才、李建国被查后,我们纪委信访室接到举报信数量下降了四成。石家坳村土地流转协议签署当天,有村民拉着我们工作队员的手说,‘早该这么干了’。至于县委班子……”他顿了顿,“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高度统一。具体工作中有不同看法,都在常委会上充分讨论,最后形成集体决议。县长马文斌同志,在报告上和我联合签了字。”
又是一段短暂的沉默。这次,唐建科似乎听到电话那头极轻地“嗯”了一声。
“最后一个问题。”周明远的声音依然没有什么起伏,但唐建科却隐约感觉到,那平静之下,某种东西已经确定了,“如果现在让你停下来,不要再查刘金龙,不要再深挖土地问题,给那些‘有疑虑’的企业吃定心丸,让一切‘回到正轨’——你干不干?”
这个问题,像一把锤子,直接砸在核心上。郑国锋和赵东来的脸色都变了,吴天明记录的笔尖“啪”地一声,断了。
唐建科握着听筒的手,指节有些发白。他看着窗外滂沱的大雨,看着雨水疯狂冲刷着这个陈旧而又渴望新生的县城。他想起石老栓弟弟躺在病床上苍白的脸,想起西郊市场那些商户眼里重新亮起的光,想起绿源集团那位副总说起现代农业时眼睛里闪烁的激情,也想起刘金龙在“野鸭滩”那块地上,那种志在必得、睥睨一切的阴沉眼神。
几秒钟的时间,仿佛被拉得很长。
然后,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像钉进木头的钉子,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
“周书记,我不能停,也不会停。停了,我对不起清贫县五十万老百姓盼发展、求公平的眼神;停了,我就是向歪风邪气低头,向不法分子妥协;停了,清贫县就永远只能戴着贫困县的帽子,在烂泥潭里打滚!这个县委书记,我可以不当,但这件事,必须做到底!”
他说完了。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窗外的雨声似乎也小了些,只剩下听筒里细微的电流嗡鸣,和每个人压抑的呼吸声。
时间一秒,两秒,三秒地过去。
就在唐建科以为电话那头会传来怒斥,或者更冰冷的沉默时,周明远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那声音里似乎多了些什么,一种近乎于……赞赏的意味?
“好。”
只有一个字。
然后,周明远说了今天最长的一段话,语速平缓,却字字千钧:
“你的回答,我知道了。报告我仔细看了,写得不错,有理有据,有骨气。高建设同志的批示,是从副市长角度提出的工作提醒,你们认真对待,这很好。但清贫县的具体情况,你在一线,你最清楚。该坚持的原则必须坚持,该守住的底线一寸也不能退。发展是为了人民,法治是为了保障发展,这个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能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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