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辉城政务院顶层办公室，新历17年12月15日，凌晨五时。天还没亮。窗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汽，手指按上去，会留下一道清晰的印子。雷诺伊尔站在窗前，手里握着那份刚刚签署的《关于成立中央巡查组的决定》。纸是白的，字是黑的，签名是蓝的。他看了很久，然后把决定放下，拿起另一份——《关于推动企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的若干意见》。他翻开第一页。
企业转型，不是转不转的问题，是转得快不快、转得稳不稳、转得人不死的问题。转慢了，市场丢了，工人没饭吃。转快了，机器换了，工人还是没饭吃。不转，等死。转了，找死。找死不如等死，等死不如不死。不死就得转。转就得死人。死人了，就白死了。不能让他们白死。所以不能让他们死。
他合上文件，走到窗前。外面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那里有工厂，有机器，有工人，有那些在流水线上拧了十年螺丝、手指变形、腰椎间盘突出、视力下降到看不清工资条上数字的人。他们也要活，也要吃饭，也要穿衣，也要住房，也要看病。他们也要活着，像一个人那样活着。活到老，活到不用再为下一顿饭发愁。活到老了有人管，病了有人看，死了有人埋。这要求高吗？不高。但这世界上有些人，连这点活路都不肯给他们。他们不肯给，他就给他们。给不了全部，就给一部分。给不了一部分，就给一点。给不了一点，就给一句暖心的话。暖心的话也没有，就陪他们坐一坐。坐久了，就不想死了。不想死了，就能活了。
他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响了三声，接了。
“博雷罗。”
“在。”
“三十八个中央巡查组。你是总组长。每组七个人，从各部委抽调。任务：巡查全国各地的企业转型、失业救济、补贴发放、干部作风。发现问题的，就地处理。处理不了的，上报。上报了还不处理的，你亲自去。去了还处理不了的，你就不用回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是。”
“还有。章知好，中央财政干部，负责这次失业补贴的发放。每人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不是一万，不是一千，是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多一块钱，少一块钱，都不行。多发，国家受不了。少发，老百姓受不了。不发，你我都受不了。你盯着她。她出了问题，你负责。”
“是。”
雷诺伊尔挂了电话。他坐在那里，看着窗外那片渐渐亮起来的天。天亮了，太阳从云层后面探出头，把整座城市照成金黄色的。他看着那片光，看了很久。他想起那些等钱的人，那些蹲在厂门口、缩着脖子、把手插在袖子里的人。他们等了多久？有人等了三个月，有人等了半年，有人等了一年。有人等到了，有人没等到。等到的，拿到了存折，签了字，按了手印。没等到的，还在等。等到了，就能活几天。等不到，就死。死了，就白死了。不能让他们白死。
上午八时，圣辉城第一纺织厂。厂门关着。铁门上挂着一把大锁，锁是新的，锃亮。门卫室里没有人，窗台上积了一层灰。围墙上爬满了枯藤，叶子落光了，只剩光秃秃的枝干。厂区里很安静。没有机器的轰鸣，没有工人们的说话声，没有食堂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只有风。
老马蹲在厂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纸。纸是白的，字是黑的，盖着红印。上面写着——“因企业转型需要，经研究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发放。感谢你多年来的辛勤工作。”他看了很多遍了，每一个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看不懂了。他在这里干了二十三年。二十三年，从学徒干到组长，从组长干到车间副主任。他记得每一台机器的声音，记得每一个工友的名字，记得每一根管道的走向。他以为自已会在这里干到退休，拿了养老金，回家抱孙子。现在不用了。厂没了，机器卖了，工友散了，他也没了。
旁边蹲着老李，也是这个厂的工人，比他大两岁，头发比他白得多。他手里也攥着一张纸，和老马那张一模一样。他看了很久，把它叠成一只纸飞机，哈了一口气，扔了出去。纸飞机在空中飘了一会儿，落在地上，被风吹走了。
“你干嘛？”老马问。
“留着干嘛？擦屁股都嫌硬。”老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吐出来。“你说，咱们以后怎么办？”
老马没有说话。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只会纺纱，只会织布，只会修机器。别的不会。不会种地，不会砌墙，不会修路，不会开出租，不会送外卖，不会当保安。他只会纺纱。现在不用纺了，他也就没用了。
远处有脚步声。他们转过头，看见一群人从厂区里面走出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厂长，五十多岁，头发梳得很亮，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他身后跟着几个穿西装的，手里拿着文件夹，边走边说着什么。再后面是几个穿工装的，低着头，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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