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一年二月的洛阳城，春寒料峭中已透出几分暖意。两仪殿的炭火却依然烧得旺，司马柬端坐御案后，面前摊开的奏章已积了半尺高。
最上面那份，是少府监急呈的《请扩江州铜矿疏》。
“自去岁改制钱法，新铸‘开元通宝’流通日广，各州旧钱回收熔铸亦需大量铜料。”少府监令在奏疏中言辞恳切，“江州铜矿虽已开采七年，然矿脉日深，采掘愈艰。今探得矿区东侧山体蕴藏新脉，若得开凿，可保三年铸币用度无虞。伏请陛下准予扩采，以固钱法根本。”
奏疏旁，是工部转呈的江州刺史附议文书，详细列明了扩采后预计可增的矿产量、需征调的民夫数目，以及能为州府带来的课税增收。
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
司马柬却将手按在另一份奏章上——那是三日前由通政司直呈的密匣，来自江州治下鄱阳县令的急报。不同于刺史的乐观，这份奏报字字沉重：
“臣辖内铜矿所在之云雾山，自开采以来，山林砍伐已逾千亩。去岁秋雨连绵，矿区下游清溪河泥沙骤增，河床抬高三尺，今春恐有泛滥之虞。山中猎户来报，兽踪日稀，泉眼枯竭者七处。今若再扩矿区，恐山林尽毁，水土难保。臣斗胆恳请朝廷遣专使勘查，权衡利弊……”
两份奏章，一为国之财计，一为民之生计。
司马柬起身踱至殿东侧的巨幅舆图前，指尖循着长江往下，停在江州地界。那里山峦密布，水系纵横，云雾山正在鄱阳湖东侧，是数条溪流的发源地。
“陛下。”内侍省常侍悄步上前，“政事堂诸位相公已在偏殿等候。”
“传。”
不多时，三位宰相并工部、户部尚书鱼贯而入。行礼毕，司马柬将两份奏章传示众人。
“诸卿以为如何？”
中书令崔岳先开口：“陛下，钱法改制乃国策根本。去岁回收五铢旧钱，今岁若新钱供应不足，恐民间复行私铸，前功尽弃。江州铜矿扩采，势在必行。”
尚书右仆射李晏却皱眉：“崔相所言固然在理，然江州奏报亦不可轻忽。臣闻云雾山乃江州屏障，若因采矿致山体松动，雨季恐生滑坡。且下游农田万顷，若河道淤塞，水患一起，损失恐非铜矿之利可补。”
工部尚书刘澄出列：“臣已查阅典籍。前汉时豫章郡（江州前身）便有铜矿开采记录，然规模不大。本朝扩采七载，去年工部员外郎巡视时曾报‘矿坑日深，支护需固’。若再向东扩，需先探明地质，否则……”
“否则如何？”司马柬问。
刘澄顿了顿：“恐有塌陷之险。”
殿内一时沉寂。户部尚书盘算着钱粮，欲言又止。
这时，通政司又呈入一份新的文书——并非走正常驿递，而是由御史台加急转来的民间上书。展开来看，是江州云雾山周边三个村落的三老、里正联名所写，纸上字迹朴拙，甚至夹杂着几个别字，却透着沉甸甸的分量：
“草民等世居云雾山下，仰山林为生，汲清泉而饮。自开矿以来，斧斤日响于山谷，车马夜震于道路。昔可合抱之松楠，今已稀疏；昔清澈见底之溪流，今浊如黄汤。去岁秋，大雨三日夜，后山崩石落，毁民房七间，幸未伤人。今闻朝廷欲再扩矿，草民等惶恐无措，非敢阻国之大计，唯恳请上官亲临察看，莫使青山成秃岭，清溪变浊河。则乡民虽迁，亦感圣恩。”
最后按着十多个血红指印。
司马柬将这份文书传示众臣。崔岳看后，沉吟道：“百姓生计固当体恤，然矿务关乎国计……”
“不是体恤，”司马柬打断他，声音平静却有力，“是取舍。朕要的是一个既不失铜利、又不毁家园的法子。”
他走回御案，提笔在少府监奏疏上批了八个字：“遣使详勘，兼听利弊。”又对工部尚书道：“刘卿，你亲自去一趟江州。带两名精通矿冶的员外郎，再带一名懂水利、一名懂农事的。朕给你半月时间，把云雾山周遭走编，听听矿工怎么说，听听农户怎么说，也听听山中猎户、樵夫怎么说。”
“臣遵旨！”
“此外，”司马柬看向户部尚书，“从内帑拨三千贯，专用于安置可能受影响的村民。若真要扩采，补偿须先到位。”
“陛下圣明。”众臣齐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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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日，江州云雾山深处。
春雪初融，山道上泥泞不堪。杨家坳的族老杨三公挂着竹杖，站在村口老槐树下，望着东面矿区的方向。那里终日传来叮当凿石之声，混着骡马的嘶鸣，打破了山中数百年的宁静。
“三公，县里还没回音吗？”几个后生围上来，脸上满是焦虑。
杨三公摇摇头，目光落在村边那条溪流上。记得他年轻时，这溪水清得能看见底下的卵石和游鱼。女人们在溪边浣衣，孩子们夏日就在水里嬉戏。可如今，溪水总是泛着黄褐色，早晨打上来的水，要静置半天才能用。
“听说朝廷要再开新矿，”一个后生压低声音，“那岂不是要把后山那片林子也砍了？咱们村可就在山脚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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