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演练像一块投入暗潭的石头，涟漪尚未平息，新的波澜已悄然生成。
高晋将“主干-支流”架构的试点指导意见草案呈送孙启明后，得到了“原则同意，小范围征求意见”的批示。这标志着“星图”项目从纯粹的技术构想，正式迈入了更具政治和行政复杂性的方案落地阶段。草案被谨慎地发送给了试点市、相关部委司局以及少数受邀专家。
反馈很快以各种形式回流。试点市大数据局的回函措辞官方，表示“认真研究学习”，但附了一份该市“智慧城市数据产业联盟”近期研讨会的纪要，其中大篇幅讨论了“在确保数据主权和安全前提下，培育本地化数据智能服务生态”的必要性与路径。潜台词不言自明：蛋糕，还是要分的，而且希望分得更大块。
技术专家的意见则分化明显。保守派担忧分层架构可能导致关键风险数据在中间层被“过滤”或“美化”，削弱中央的感知能力；激进派则认为给地方的“创新空间”仍然不够，应允许更灵活的数据使用权和模型开发自主权。安全部门的反馈最为简洁也最沉重，强调任何架构都必须满足“数据不出域、可用不可见”的底线要求，并要求明确各层级的网络安全主体责任。
高晋团队的工作室变成了一个高速运转的“意见熔炉”。他们必须逐条分析、吸收、辩驳或妥协，在确保“星核”主干控制力与满足地方及部门合理诉求之间，寻找那条细微而又关键的平衡线。这不仅仅是技术调整，更是对权力边界、责任划分和利益分配的精确校准。
“我们就像在修改一份宪法草案，”张思远揉着发红的眼睛，苦笑道，“每个词都可能引发未来的巨大争议。”
与此同时，城镇结合部的暗流并未停歇。消防演练带来的压力似乎只是让水面暂时平静，水下却涌动得更急。倪永孝传来的信息越发零碎但紧迫：“仓储公司近期人员换班频繁，生面孔增多。”“夜间仍有车辆活动，但改用小型厢货，更不易察觉。”“街道王主任被叫去区里开了两次会，回来后脸色不大好。”
而张思远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的非接触监测，也遇到了更多障碍。远程监测点屡遭不明信号干扰，虽然未再发生设备被破坏的事件，但获取的数据质量下降，时断时续。对方显然有了更强的反侦察意识。
“他们在升级对抗。”张思远汇报，“不是蛮干，而是有针对性的技术干扰。我们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地头蛇，可能有专业人士指导。”
高晋意识到，常规的、保持距离的观察正在失效。对方在争取时间，完成某种清理或转移。而那埋藏在厂房后院下的东西，是揭开一切的关键。
他再次面临抉择：是继续等待对方露出破绽，还是主动创造机会？
这一次，他选择主动，但方式必须巧妙，且留有回旋余地。
他找到了一个合法的“楔子”。在梳理试点区域各部门数据共享情况时，他们发现环保部门的一份旧档案：数年前，该区域曾因一家小化工厂违规排放被处罚，厂址就在目前这个“仓储公司”使用的厂房附近。档案中提到，当时责令企业清理厂区土壤，但最终的验收报告语焉不详。
“就以‘试点区域历史环境风险数据核查’的名义，”高晋制定方案，“我们需要对历史上存在环境风险的点位进行实地数据抽样和坐标校准，以完善‘星图’的环境风险图层。这是项目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完全合规。抽样点，可以包括那个旧化工厂址及其周边影响区域。”
理由充分，程序正当。高晋亲自起草了一份公函，经孙启明默许（孙只是扫了一眼，说了句“工作要做细”），发往试点市相关部门，并抄送区级环保、安监和所在街道。公函强调是“技术性抽样”，“配合人员只需提供必要引导和现场安全见证”，力图淡化行政色彩，突出专业属性。
公函发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注定会泛起涟漪的石子。反应各异。市级相关部门回电表示知悉，将通知区里配合。区环保局电话沟通时语气谨慎，询问具体时间和抽样方式。街道王主任则主动打来电话，态度异常热情：“高处长，您放心，我们一定全力配合！这是完善我们区域风险底图的好事，我亲自跟这个点！”
王主任的过度热情，反而让高晋更加警惕。
抽样时间定在三天后的上午。高晋决定亲自带队，成员包括张思远和两名技术工程师，携带合规的便携式土壤和空气快速检测设备。他明确要求，一切操作公开、透明、可回溯，全程录音录像，只采集环境本底数据，不涉及任何企业生产经营内容。
行动前一晚，加密频道收到“兄弟”的信息，只有两个字：“小心。”
抽样当日，天气阴沉。厂房区域显得比以往更加安静。王主任早早等在路口，身边跟着街道两名工作人员，还有区环保局的一名股长。仓储公司方面，出面接待的是一位自称经理的中年人，笑容标准，眼神里带着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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