涤荡之后的顺畅并未持续太久。初秋，部委大院的银杏叶边缘刚刚染上一丝金黄，一股新的、不同于以往任何阻碍的力量，开始悄然显现。它不像过去的“老爷”们那样明目张胆地设卡，也不像利益集团那样赤裸裸地抵抗。它更像一股无形的暗流，或是一块潜伏在航道深处的无影礁石，不显山露水，却能在关键时刻让航船搁浅、转向。
这股力量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城市韧性”课题的专家评审预备会上。按照程序，课题中期成果需要接受一个由部内外专家组成的评审组评议。评审组名单由主管部门提出，通常尊重课题组建议，也会平衡各方专业背景。然而这一次，高晋团队提交的、经过倪永孝私下把关的名单草案，被退回修改。主管副司长的语气客气但不容置疑：“领导建议，要多听取不同视角的声音，特别是那些对新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治理风险、数据伦理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专家。丰富评审视角，对课题完善有好处。”
修改后的名单，加入了两位高晋不太熟悉的学者。一位来自某重点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以对“技术治理主义”的批判性研究着称，观点犀利，常质疑大数据、模型预测在复杂社会问题中的应用边界；另一位则是某智库的资深研究员，长期关注政策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对“频繁的政策工具创新”持审慎态度。这两位专家的学术地位无可指摘，观点也自成一家，但将他们引入一个旨在探索新技术赋能治理的课题评审，其意图不言而喻。
倪永孝得知后，在电话里沉默了片刻，缓缓道：“不是冲你个人，是冲‘星图’代表的这套方法论来的。他们担心‘工具理性’侵蚀‘价值理性’，担心技术优化背后是对既有治理逻辑的根本性挑战。这是理念层面的防御，比利益阻拦更难对付。做好准备，评审不会轻松。”
果然，中期评审会上，两位新加入的专家提出了极其尖锐且难以简单回答的质询。他们不谈模型的具体参数或数据瑕疵，而是直指核心：模型对“城市韧性”的定义是否过于量化，忽略了社会资本、文化心理等不可量化的维度？通过算法识别出的“高风险沉默区域”，是否会加剧对这些区域的“污名化”和政策歧视？模型预测的“最优干预路径”，是否可能扼杀社区自我修复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甚至，他们引用西方学界争论，质疑过度依赖数据驱动是否会形成“技术官僚的暴政”，削弱民主决策和公众参与？
这些问题像一把把软刀子，让负责汇报的年轻研究员应接不暇。高晋不得不亲自上阵，解释模型只是辅助工具，最终决策仍需结合人文社会判断；强调课题正在探索的正是“数据+社区”的协同模式；声明所有工具开发都遵循伦理规范和隐私保护原则。但质疑者显然有备而来，引经据典，逻辑严密，将讨论提升到哲学和治理范式的高度，使得单纯的技术辩护显得苍白无力。
评审最终勉强通过，但附加了数条充满警惕性的修改意见，要求课题组“更审慎地评估技术应用的伦理与社会风险”，“加强人文社会科学视角的融合”，“警惕技术解决方案的局限性”。课题的推进节奏，无形中被拖慢，方向也受到了某种约束。
几乎同时，吉米和飞机那边也遇到了新形态的阻力。
吉米推动的“发展规划基础数据标准化”二期试点，在部务会上遭到了一位平时很少发声的部领导委婉而坚定的质疑。该领导并未否定标准化的意义，而是反复强调“基层情况千差万别”，“一刀切的标准可能扼杀地方创新活力”，“要防止技术规范变成新的形式主义枷锁”。他建议“充分调研，缓步扩大试点”，并提议成立一个“多方论证小组”，仔细评估标准化的“潜在负面影响”。这个提议得到了几位同样持重老成官员的附议。吉米扩大试点、快速形成势头的计划受挫。
飞机在推动跨区域应急物资储备智能调配系统建设时，则遭遇了“合规性”与“安全性”的双重审查风暴。审计部门突然对前期试点项目的资金使用效率提出细致入微的质询；信息保密部门则对系统涉及的跨域数据流通安全风险表示“高度关切”，要求进行漫长而严格的安全评估。这些审查都在规章制度框架内，理由充分，态度专业，让飞机空有雷霆手段却无处施展，系统升级项目陷入停滞。
这些阻力，分散在不同领域，形式各异，但高晋、吉米、飞机、倪永孝通过内部渠道一沟通，便嗅出了同一种味道：精准、老练、高举“理性”、“稳健”、“风险防范”的大旗，善于利用规则和程序，攻击的往往是他们最具创新性、也最可能触动深层治理逻辑的环节。这不是某个具体利益集团的反弹，更像是一个基于共同理念或立场的、松散却默契的“保守主义”阵营，在感受到深层变革威胁后，自发或半自发形成的防御阵线。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喜欢港片：脱离洪兴之后彻底崛起请大家收藏：(www.qbxsw.com)港片：脱离洪兴之后彻底崛起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