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超仁握着铁栏杆，声音沙哑，眼底满是悔意。
李然点点头，递给他一份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草稿：“我会帮你争取，但魏怀仁那边拒不认罪，会影响你的量刑，我尽量沟通。”
可他心里清楚，魏怀仁手上沾了太多血，又拒不配合，就算魏超仁认罪，也未必能轻判多少。
张倩则把重点放在了刘家的老毒贩证词上，她找到当年给老毒贩做笔录的警员，试图从笔录细节里挑错。
“当时笔录是中文记录，老毒贩是缅甸人，母语是果敢语，有没有翻译全程在场？笔录有没有让他核对签字？”
警员被问得一愣，仔细回想后才说“翻译在场，但签字时老毒贩说不识字，按了手印”。
张倩立刻抓住这点，在质证提纲里写下“证人笔录形式不合法，无本人签字确认，真实性存疑”。
她要做的，就是把刘家早年贩毒的证据全盘推翻，只要这部分罪证不成立，就算电诈赌博罪名坐实，也能保住刘正祥的性命。
三、罪轻辩护
庭审倒计时第二十五天，各律师团队陆续提交了初步辩护意见，核心清一色都是“罪轻辩护”，试图弱化四大家族的犯罪情节。
周立明在辩护意见里写道：“百胜集团主营酒店地产，电诈赌博只是下属子公司擅自经营，白所成作为集团董事长，虽有监管不力之责，但并非直接组织者，不应承担主责。”
他还特意收集了百胜集团早年做合法生意的凭证，试图证明白家“并非生来就涉黑，只是后期管控不当”。
为了印证这点，他甚至找到白家早年的合作伙伴，让对方出具证言，证明白所成“早年为人正直，只是被身边人蛊惑”。
赵川则在明家的辩护意见里，刻意弱化涉赌涉诈金额，将“100多亿元”说成“账面流水，实际非法所得不足十亿”。
对于10·20事件，更是大做文章，称“当时涉诈人员因分赃不均暴动，手持棍棒冲击岗哨，明家武装为自保才开枪，属于正当防卫”。
他还找了园区的几名保安做证人，让他们统一口径，谎称“是受害者先动手，武装人员只是自卫反击”。
李然的辩护意见最为直白，直接承认魏家“参与电诈园区建设，收取租金和人头税”，但强调“魏超仁早有悔改之意，主动配合调查，且积极退缴部分赃款，应从轻处罚”。
他还特意整理了魏家近年来做的“公益事业”——比如修建乡村公路、捐赠学校物资等，试图证明魏家“并非全然作恶，也有回馈社会”。
张倩则把刘家的辩护重心放在“转型洗白”上，称“刘家早年确有贩毒行为，但2015年后已彻底转型，福利来集团主营文旅地产，电诈赌博只是个别下属擅自经营，刘正祥并不知情”。
她还提交了福利来集团的工商变更记录，证明“涉诈业务与集团主体无关，属于挂靠经营”，试图割裂刘正祥与电诈赌博的关联。
这些辩护意见提交到专案组后，赵卫东看着满纸的狡辩之词，气得一拳砸在桌上。
“简直是颠倒黑白！白家亲自操盘电诈，明家肆意杀人，魏家建了14个园区，刘家转型洗白只是幌子，他们居然还敢说罪轻？”
老刑警李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凝重：“律师的本职就是为当事人辩护，咱们能做的，就是加固证据链，让他们的狡辩站不住脚。”
赵卫东点点头，立刻召集团队开会，针对每一条辩护意见，都对应准备了反驳证据，确保庭审时能一一戳破律师的谎言。
四、和解试探
庭审倒计时第二十天，律师们见罪轻辩护的突破口不大，便动了“和解赔偿，获取谅解”的心思。
周立明最先行动，通过中间人联系上几名白家电诈案的受害者家属，提出“一次性赔偿五十万元，换取家属出具谅解书”。
中间人在昆明一家茶馆见到了受害者家属，递上赔偿协议，脸上堆着客套的笑。
“大姐，白家人说了，只要你签了这份谅解书，五十万马上到账，以后孩子上学、家里治病都不愁了。”
受害者家属是个中年女人，她的儿子被诈骗后不堪压力跳楼自杀，提起白家，她眼底满是恨意。
她抓起桌上的赔偿协议，撕得粉碎，狠狠扔在中间人脸上。
“五十万就想买我儿子的命？白家那群畜生，就算赔我一千万，我也要看着他们枪毙！”
中间人被骂得满脸通红，悻悻地离开了茶馆，回去把情况告诉周立明。
周立明皱着眉，没料到家属态度这么坚决，又换了几名受害者家属尝试，结果无一例外，全都被怒斥拒绝。
赵川也没闲着，他联系上10·20事件的受害者家属，提出“赔偿百万，谅解明家”，同样遭到了拒绝。
一名受害者的父亲对着电话怒吼：“我儿子被他们乱枪打死，尸体都没完整地带回来，想让我谅解？除非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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