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院”墙内的算盘声与锤凿声，如同一种崭新的、微弱却持续不断的胎动，在帝国沉寂的躯体深处回响。然而，高墙之外的朝堂，依旧是传统势力盘根错节、旧有观念根深蒂固的汪洋。徐光启深知，仅仅依靠“格致院”闭门造车、零敲碎打的改良，绝不足以撼动“海禁”这座横亘在大明与浩瀚海洋之间的、由祖制、利益与恐惧共同浇筑的冰山。要让帝国的航船真正驶向深蓝，必须有一场正面、直接、且能触动帝国最高决策者根本利益与敏感神经的“破冰”之举。
这个机会，伴随着“格致院”初步成果的展现和东南海疆持续的紧张态势，逐渐酝酿成形。
入冬后，李之藻从广东返回北京，带来了更为详尽的虎门新炮实战数据及沿海水师、商民的反馈。宋应星在“格致院”匠艺科主持下，不仅完成了《农器改良图说初编》，更在汤若望及几位泰西传教士新提供的碎片化资料启发下，初步复原并改进了数种可用于海船导航、测距的简易仪器模型，如改良罗盘、象限仪简化版、甚至尝试制作粗糙的“星盘”复制品。同时，“格致院”算学科的几位奇才，在整理历年市舶司（虽已形同虚设）残存档案和民间走私贸易传闻的基础上，结合南洋、泰西部分商品的大致价格，做出了一份极其粗略却触目惊心的估算：若朝廷能有效控制并规范东南海上贸易，仅关税一项，岁入或可再增数百万两！这还未算上海外奇珍、香料、白银流入对国内经济的刺激，以及民间造船、航运、相关手工业可能带来的就业与税收增长。
徐光启将这些成果——新炮的实战效能、导航仪器的初步突破、以及那份充满诱惑与风险的“海上利源估算”，精心整合，形成了一份比以往任何奏章都更具冲击力的条陈。条陈的核心，不再是泛泛而谈“开海禁”，而是提出了一个看似折中、实则暗藏玄机的“三步走”方略：
第一步，“以战促和，以炮拓路”。奏请皇帝下旨，以虎门新炮及正在试制的新式战船为基础，授权俞总兵、孙传庭等人，对盘踞东南主要航道、屡犯海疆、且与此次珠江口夷船袭扰有牵连的数股最猖獗海寇，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联合清剿。目标不仅是剿灭匪患，更是“彰显朝廷重整海疆、护卫商路之决心”，并为下一步动作扫清障碍。
第二步，“有限开埠，规范抽分”。建议在彻底肃清关键航道海寇后，于福建月港（已有一定走私基础）、广东澳门（已被葡萄牙人实际占据部分）两处，由朝廷设立“市舶提举司”（恢复并加强），试行“有限开海”。允许持有官方特许“引票”的商人（需严格审核背景、船只、货物），在此两处与“遵纪守法”的“藩商”（主要指东南亚及经过筛选的泰西商人）进行贸易，朝廷按货值“抽分”（征税），并严厉稽查、打击一切无引走私。如此，既可“收利归公”，又可“抚绥海商”，更可“就近察探夷情，习练海战”。
第三步，“以利养船，渐图远略”。将试行开海所得税收，设立“海防专项”，专款专用，一半用于继续打造、维护新式战船火炮，强化水师；另一半用于支持“格致院”对航海、造船、火器等技术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奖励有功商民、匠户。待水师强盛、技艺精熟、海路畅通之后，再“徐图远略”，或可仿效唐宋旧事，重启官方使船，宣威异域，互通有无。
这份条陈，将军事行动、经济利益、技术发展、乃至长远战略环环相扣，逻辑严密。它规避了直接挑战“祖制”的敏感字眼，以“肃清海寇”、“规范贸易”、“充实海防”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包装，实则每一环都在为最终打破海禁铺路。尤其是那份估测的“数百万两”岁入，徐光启相信，足以让万历皇帝眼中一亮。
然而，他深知此议一旦抛出，必将引发比设立“格致院”激烈十倍的反对风暴。那些靠走私和海南关系获利的沿海豪族、朝中与之勾结的官员、以及所有秉持“片板不许下海”祖训的保守势力，必将群起而攻之。
为此，他在上奏前，进行了周密部署。他密令孙传庭在东南，加紧新式战船（漳州那艘试验船体已近完工）的试验和炮手训练，务必在朝议期间，能有更多的“捷报”或“进展”传回，以壮声势。他让李之藻在“格致院”内，组织人员将那些航海仪器模型和海外利源估算，制作成更直观的图表、模型，以备皇帝垂询时展示。他甚至私下联络了几位与海外贸易有间接利益、或在“考成法”下急于立功的南方籍贯官员，隐约透露风声，争取有限的支持。
奏章在一个寒冷的清晨，送入通政司。很快，其内容如同野火般在朝堂上下蔓延开来。
乾清宫暖阁，万历皇帝披着貂裘，仔细阅读着徐光启的条陈。当他看到“岁入或可再增数百万两”时，眼皮明显跳了一下，手指在那个数字上停留良久。又看到“以利养船”、“充实海防”，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虎门新炮的威力和夷船退却的景象。然而，“有限开海”四个字，还是让他本能地皱起了眉头。海禁，毕竟是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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