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别处有合适的，也可照着样子，仔细着办。”——皇帝这句轻飘飘的口谕，如同在沉寂的冰面上凿开了一道裂缝。尽管没有明发诏旨，但当它通过司礼监和内阁的渠道，变成对相关衙门的“风闻”或“示意”时，其效力已截然不同。
徐光启稳坐文渊阁，推动着这股东风。他授意李之藻，将江南试点成功的经验，整理成一份详尽却平实的《苏松织造水力连机试行录》，其中不仅有效益数据，更有具体的物料清单、工匠调配、人力转置乃至水力勘测要点。这份《试行录》被低调地分发至户部、工部相关司曹，以及南直隶、浙江、江西等地的布政使司衙门。名义上是“供有司参详”，实则是一份无声的推广手册和试探气球。
反应各异。一些偏远或守旧的地方衙门对此置若罔闻，视其为麻烦。但亦有部分地处水网密布、织造业本有基础，且主官较为务实或急于在《考成法》中做出“兴利”成绩的府县，开始悄然关注。湖州府的一位同知，甚至私下派了心腹胥吏，远赴苏州，找到王化贞“取经”。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工匠阶层内部。宋应星整理匠艺图谱、李之藻以朝廷官员身份虚心求教并给予尊重的做法，如同投石入水，在某些隐秘的圈子里漾开了波纹。以往被轻贱、技艺传承封闭的工匠们，第一次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手艺”似乎也能入“官老爷”的眼，甚至可能带来不一样的出路。开始有苏州以外的匠人，通过各种曲折关系，向宋应星“献艺”或求教，其中不乏关于水利筒车、改良织机梭口、甚至简单机械传动的奇思妙想。宋应星来者不拒，仔细记录，并与李之藻一同参详，择其合理可行者，在可控范围内小额资助，鼓励试制。
这股源自基层的、微弱却真实的“求变”暗流，与徐光启自上而下的谨慎推动，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然而，旧轨之固，非一日可破。反对的力量并未消失，只是变得更加隐蔽和精准。都察院一位素以“清直”闻名的御史，上疏弹劾“江南有司，专务机巧，迎合上意，妄兴工役，名为增利，实耗公帑，且恐长奔竞之术，坏淳朴之风”。奏疏中虽未点名徐光启，但矛头所指，清晰无比。这一次，攻击的角度更“高明”，将“匠作改良”与“耗公帑”、“坏风气”联系起来，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其正当性。
徐光启早有准备。他并未直接上疏辩驳，而是授意户部，将吴江、松江两处试点织坊去岁和本年同期的钱粮收支、上缴利润、物料消耗等账目，整理成简明扼要的对比图表，附在户部一份关于江南赋税情况的常规奏报之后，呈送御前。图表上，新增利润与新增支出的对比一目了然，盈余显着。
同时，李之藻也适时递上了一份《陈江南匠户生计事》，以详实走访数据说明，试点织坊内原有工匠不仅未被裁撤，反而因整体效益提升而工钱微增、转岗者得以学习新艺，且因官营织造需求略增，间接带动了周边零散织户的纱线收购。奏疏末尾，他恳切写道：“臣观民间疾苦，多因力薄而产寡。若得一器可省数人之力，增倍蓰之产，则民力得舒，民生可济。此非坏淳朴之风，实乃致太平之基也。”
两份奏报，一份用数字说话，一份以情理动人，皆是实证，恰好针对了“耗公帑”与“坏风气”的指控。
奏疏送入西苑，万历皇帝照例是先看户部的图表。那清晰的盈余数字让他点了点头，至于都察院的弹劾和后面的长篇大论，他草草扫过，只觉得又是言官们没事找事的聒噪。他如今对徐光启搞的这些东西，已建立起一种基于“有利可图”的初步信任，只要不额外跟他要钱、不惹出乱子，他便懒得理会那些空泛的道德指责。
“徐先生办事，还是稳妥的。”他对张宏随口说了一句，便将弹章搁置一边，不再理会。
皇帝的态度，便是最明确的风向标。都察院那位御史的弹劾，如同石沉大海，未起波澜。而徐光启和李之藻的实证奏报，却在内阁和部分部院中小范围流传，进一步巩固了“匠作改良可行且有利”的印象。
借此东风，徐光启在文渊阁的一次小型部院堂官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建议：“江南织造之利，已见其效。然天下百工，可改良增益者，岂独织机？譬如农事，乃国之根本。臣闻各地老农，于水车、犁铧、稻种，多有因地制宜之妙法，然往往湮没无闻。可否仿织机试点之例，由工部‘协理司’并户部、地方有司，留心察访，若确有省力增产、惠而不费之良法巧器，亦可酌情记录在案，于官田或劝导民田小范围试行，若果有成效，再议奖劝推广？”
这个提议，将“匠作改良”的范围，从织造扩大到了更根本的农业，且强调了“惠而不费”和“小范围试行”，几乎让人无法从“靡费”或“扰民”的角度反对。与会官员中，户部尚书张学颜因江南增税而对徐光启多有支持，当即表示附议。其他几位官员见皇帝态度暧昧，且此事看起来确实“有利无害”，也大多默然或略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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