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试点的成功，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第二颗石子，激起的涟漪开始相互碰撞、叠加，在帝国的水面上绘出更复杂的纹路。李之藻的奏报和徐光启的有意引导下，“水转连机增利安民”的消息，在朝堂务实派和部分中间派官员中悄然传开。虽仍上不得“经国大计”的台面，但至少不再是人人避之不及的“奇技淫巧”，而成了某些官员私下议论时，一则略带新奇、可供琢磨的“实务”。
徐光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微妙的气氛变化。他没有急于求成，反而更加谨慎。他指示李之藻和王化贞，在巩固吴江试点成果的基础上，可以“酌情、稳妥”地将试点扩大到松江府的一处官营织坊，但必须严格控制规模，确保万无一失，同时继续完善人力转岗安置与利益分配方案，务求形成可复制的“范例”。
同时，他开始有意识地将“匠作改良”与新政的其他成果捆绑。在一次内阁议及户部钱粮时，他“不经意”地提起：“去岁苏松棉布税银略增，除却年景，吴江试点新机，亦有些微助力。” 在商讨地方官员《考成法》细则时，他建议将“劝课农桑、兴利除弊”的条目具体化，可包括“察验地方有无可增民利、省民力之良法巧器，并酌情试行上报”。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渗透，旨在将“重实利、讲效用”的新风，一点点编织进帝国官僚体系的运行逻辑之中。
然而，新风欲炽，必遇逆流。江南的士绅大户们，感受的威胁日益真切。新式纺机带来的效率提升是实实在在的，若任其推广，他们手中以地租和传统手工业为核心的经济控制网络必将松动。流言攻势效果有限，试点织坊的工人因实得利益而安稳，于是，更直接的手段开始浮现。
松江府新辟的试点织坊，在架设第二组水转连机时，关键部位的几根定制铁制传动轴，在运输途中“意外”落水，耽搁了进度。为试点供应特定硬木的商户，突然声称货源紧张，要求提价。甚至有位负责水利改造的衙门小吏，在勘测引水渠路线时，态度消极，暗示“恐影响上游某乡绅的灌溉”。
这些麻烦都不大，却足以拖慢节奏，增加成本，考验耐心。王化贞和李之藻疲于应付，深感地方盘根错节的阻力。孙传庭的兵丁能防明抢，却挡不住这些阴柔的“规矩”与“意外”。
消息再次密报至北京。徐光启看着奏报，眼神渐冷。他意识到，仅仅依靠试点本身的效益和有限的官方保护，难以真正冲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需要更强的力量，需要将这项“改良”，与更高层面的利益或压力绑定。
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了财政，投向了皇帝最关心的内帑。吴江试点增加的利润，对国库而言微不足道，但对于具体经手的衙门和内廷而言，却是一笔可灵活支配的“活钱”。他授意李之藻，在确保账目清晰的前提下，将试点织坊上缴利润中属于“协理司”稽核管理有功的部分，以及试点织坊因效率提升而产生的“额外羡余”，以“孝敬”或“贡献”的名义，通过稳妥渠道，适量输送给内廷有关衙门，尤其是皇帝近侍乃至炼丹方士们能接触到的环节。
这不是贿赂，而是“利益分享”。徐光启要让宫内那些能吹风的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匠作改良”带来的好处，哪怕只是一点甜头。同时，他再次密信孙传庭，请他不必直接干预地方事务，但可以“关切”江南物资流通与匠户安危，尤其注意有无“地方豪强借端滋扰，影响官营实务”，其奏报可直送兵部乃至内阁。
不久后，西苑之中，某位颇得皇帝信重的炼丹方士，在闲聊时向万历提起：“皇爷洪福，听说江南织造用了新法子，宫里新进的那批苏杭细缎，质地似乎更匀韧了些，且所费似有节省。” 另一名负责采办宫廷用度的太监，也在账册中“发现”江南某处贡缎成本略有下降，顺口向掌印张宏提及。
万历皇帝对具体节省了多少并无概念，但“更匀韧”、“有节省”这类字眼，还是让他觉得舒服。他模糊地觉得，徐光启搞的那个什么纺机，似乎还真有点用，至少没给自己惹麻烦，好像……还省了点？
与此同时，兵部转来孙传庭一份关于“江南防务及地方靖安”的普通报告，其中例行公事地提到“苏松等地官营织造试行新机，乃增税利民之举，然闻有地方不明势力偶有滋扰，已饬令严加巡防，确保官营稳妥”。
这些零散的信息，如同飘入西苑的柳絮，看似无足轻重，却一点点地累积着，改变着皇帝及其身边人对“匠作”之事的微妙观感。
而在这和风细雨般的上层运作之外，江南的工坊里，变革的种子正在更深处萌发。宋应星没有满足于连机纺车的成功。在改进和维护机器的过程中，他深感现有工匠传承方式的局限和许多实用技艺的散佚。在徐光启的默许和李之藻的支持下，他利用工坊的便利，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整理江南各地的匠作口诀、实物图谱。从纺织到印染，从木工到铁作，甚至一些农具、水车的改良心得，都被他悄悄记录、誊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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