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尘土飞扬的乡镇街道上,三姐的父亲大锤,是个谁都能聊上两句,又谁都打心眼里瞧不上的角色。他这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印证“死要面子活受罪”这句老话。他嗜酒如命,手总是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唯有握住酒杯时才能获得片刻的安稳。几杯劣质白酒下肚,他那张被酒精浸泡得泛红发胀的脸,便会焕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彩。这时,他不再吹嘘那些子虚乌有的“当年勇”,而是迫不及待地将话锋转向对旁人的嘲弄与贬低,仿佛他人的不堪,能垫高他自己那可怜的地位。
现实中的大锤,一生碌碌无为,靠着开媛配欢超市和儿女的接济度日。但在他的酒话里,他总是个“明白人”,一双“慧眼”专能看透别人的“老底”。他最得意的,便是掰着手指头,笑话那些他“瞧不上”的亲戚:“瞧我娘家姐找那女婿,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整个一软脚虾!家里大事小情都让我姐扛着,白长了个男人样!” 唾沫星子横飞间,他仿佛自己就成了顶天立地的伟丈夫。
这还不算,他会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混杂着鄙夷和奇异兴奋的神色,提起某个远房外甥女:“那丫头,在南方那叫什么会所里……哼,说是‘经理’,谁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钱是挣了点,那名声啊,啧啧,烂大街咯!” 他似乎全然忘了自家女儿钱财的来历不明,只沉醉在这种居高临下的道德评判里。
若是酒再酣畅些,他甚至会扯到镇上别的人家:“老王家那二姑娘,看见没?给个五十多的老板当二奶呢,车是开上了,回趟家连爹妈的门都不敢进,怕唾沫星子淹死!哪像咱家,走得正,行得端!” 他腰板挺得笔直,仿佛通过尽情地笑话他人,他自己那靠儿女接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日子,就真的焕发出了道德与体面的光辉。
这份深入骨髓、需要通过践踏他人来维持的自尊,与那句经典歌词里“大连他爹”的执念如出一辙。只是大锤幸运些,生在了改革开放的年代,这让他那无处安放的虚荣与刻薄,多少能找到一些看似“清醒”实则恶毒的宣泄口。他能把女儿三姐那来历不明的钱财,归结为“有手腕”“比那些卖身子的强”;能把许慕尘那不堪的离婚再婚,粉饰成“男人有本事,换得起老婆”的象征。他不仅是自己幻境的建造者,也是扭曲价值观与阴暗心理的散播者。三姐那争强好胜、不择手段也要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性格,深处正是大锤这种“面子教育”与“踩人哲学”结出的恶果。
他不仅是自己幻境的建造者,也是扭曲价值观的散播者。三姐那争强好胜、用尽手段也要维持表面风光的性格,深处正是大锤这种“面子教育”结出的恶果。他从未教会女儿如何脚踏实地地赢得尊重,只让她学会了如何不择手段地装点门面。
当三姐和许慕尘那场荒唐的婚礼在乡邻的窃笑中举行时,大锤却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在席间穿梭敬酒,仿佛嫁女儿的不是他,而是他本人终于完成了一件足以光宗耀祖的伟业。
大锤,就是那个时代角落里一个模糊而典型的注脚。他披着开放年代赋予的、看似多样的可能性外衣,内里却依然是那个被困在“面子”枷锁里的、卑微而可怜的灵魂。他喝下去的不是酒,是现实与幻梦之间的麻醉剂;他争来的也不是面子,而是覆盖在空洞生命上,一层一触即破的薄纸。
红绸还未撤下,喜字尚且鲜红。为庆祝儿女新婚,大锤与许慕尘的父亲老猫坐在了一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桌上杯盘狼藉,方才那点刻意营造的热络气氛,也渐渐被酒精稀释得稀薄。
老猫一直闷头喝酒,眉头紧锁,此刻他猛地抬起头,那双被岁月和酒精侵蚀的眼睛直直看向大锤,舌头有些打结,但话语却像淬了冰的刀子:
“亲家……不,大锤。”他改了口,声音沙哑,“这话我憋心里很久了……说到底,我还是想让我儿子……跟兰花过。”时间仿佛瞬间凝固。
话音落下,整张桌子鸦雀无声。方才还在劝酒布菜的女眷,动作僵在半空;作陪的亲戚纷纷低头,盯着碗碟,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空气沉重得能拧出水来。这句话,不啻于一记火辣辣的耳光,狠狠扇在大锤那张视若性命的脸面上。他端着酒杯的手猛地一颤,酒水洒了出来,洇湿了簇新的袖口。一股混合着屈辱、无奈和绝望的热流,猛地冲上他的头顶,让他眼前阵阵发黑。
他想拍案而起,用最恶毒的话骂回去。他想掀了这桌子,结束这场羞辱。可他不能。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老猫这话虽然难听,却是戳破了血的实情——是他家大着肚子的姑娘,硬生生拆散了人家原本的家庭。这杯苦酒,从一开始就是他自己酿下的。此刻,他只能把这黄莲整个吞下,连眉头都不能皱一下。
大锤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了几下,最终,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将那杯泼洒了一半的残酒仰头灌下。酒精烧灼着喉咙,却压不住心底那片冰冷的荒芜。他声音干涩,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老猫哥……你,你喝多了……孩子们……孩子们自己乐意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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