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春天,武所的气氛似乎紧张起来。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县城外的枪炮声时远时近,让这座群山环抱的小城终日笼罩在不安之中。市集比往年冷清了许多,就连往日里熙熙攘攘的南门街,如今也只见零星几个赶早市的乡人,低着头匆匆来去。济仁堂也显出了几分萧索。药铺门口悬挂的辟邪艾草已经干枯发黑,却无人更换。柜台上的灰尘积了薄薄一层,药柜的铜环也失了往日的光泽。
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药铺学徒佛生就已经起来捣药。石臼发出的沉闷撞击声在空旷的铺面里回荡,反倒衬得四周更加寂静。佛生今年才十六岁,来济仁堂不过两年,却已是药铺里最得力的帮手。他是个孤儿,被傅鉴飞收留后,便以店为家,做事勤勉。
“轻些,佛生,先生还在歇息呢。”
一道温和的女声从后堂传来,随即门帘被掀起,走出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妇人。她穿着深蓝色土布旗袍,外罩一件半旧灰色毛线开衫,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单的髻,虽不施脂粉,却自有一股端庄气质。这便是济仁堂的女主人林蕴芝。
佛生赶忙停下手中的活计,恭敬地站到一边:“师娘,我知错了。只是今日要配的药不少,我想着早些准备。”
林蕴芝望了望冷清的街面,轻轻叹了口气:“如今这光景,哪还有多少病人上门。你慢慢做,不着急。”她说着,目光却不自觉地飘向通往二楼的楼梯。
傅鉴飞已经卧病半月有余。起初只是偶感风寒,吃了几帖药不见好,反而日渐沉重。请了县城里几位西医来看,都说是积劳成疾,需静心调养。可时局如此,药铺生意一日不如一日,傅鉴飞心中郁结,病情反反复复,不见起色。
“先生今日可好些了?”佛生小心翼翼地问道。
林蕴芝摇了摇头,没有回答,只道:“你去准备早膳吧,我这里看着。”
佛生应声退下后,林蕴芝独自站在柜台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算盘。这算盘曾是傅鉴飞最爱不释手的东西,每日打烊后,他都要将一日收支细细核算。如今珠子已经蒙尘,就像他们日渐黯淡的生活。
“姐姐来得真早。”
一个清亮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林蕴芝不必回头,便知是谁来了。
钟嘉桐提着一个小竹篮迈进门来,她不到三十年纪,穿着一件淡紫色碎花旗袍,领口绣着精致的缠枝莲纹,乌黑的头发烫着时兴的卷儿,脸上薄施脂粉,在这灰蒙蒙的清晨里,像一抹突然亮起的霞光。
她是傅鉴飞的外室,住在城西的一处小院里,平日里并不常来药铺。但自从傅鉴飞病倒后,她来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
“你来了。”林蕴芝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
两个女人之间有一种微妙的默契,既不过分亲热,也不至失礼。这些年来,她们维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平衡,在武所县城这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里,成为不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却也相安无事。
钟嘉桐将竹篮放在柜台上,掀开盖布,露出几个还冒着热气的糯米团子:“我早起做的,想着鉴飞爱吃,就带了些来。他今日可好些了?”
“还是老样子,夜里咳嗽得厉害,天快亮时才勉强睡下。”林蕴芝看了看糯米团子,语气缓和了些,“你有心了。”
“我听说西山灵洞寺的签文很灵,不如我们去求个平安签?”钟嘉桐突然提议道,眼中闪着期待的光,“整日守着这药铺,也闷得慌。出去走走,或许心情能开朗些。”
林蕴芝近日确实迷上了拜佛,经常去城外的寺庙烧香。听了这话,她明显有些心动,但仍犹豫道:“鉴飞还病着,我这一走...”
“有佛生看着呢,况且我们晌午前就回来了。”钟嘉桐劝道,“姐姐这些时日憔悴了不少,也该出去透透气。”
林蕴芝终于点了点头:“也好,我正好想去寺里为鉴飞点盏长明灯。”
二人简单交代了佛生几句,便相偕出门。清晨的武所县城刚刚苏醒,青石板路上湿漉漉的,反射着熹微的晨光。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还没有开门,只有早点铺子冒出袅袅炊烟,为这座忧患中的小城增添了几分生气。
出了城门,向西而行,是一条蜿蜒的山路,直通西山灵洞寺。山路两旁,杜鹃花开得正盛,一簇簇如火如霞,与山间苍翠的松柏相映成趣。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花草的清香,暂时让人忘记了世间的烦恼。
“这花开得真好。”林蕴芝轻声道,语气中有了几分轻快。
“是啊,春天总算来了。”钟嘉桐应和着,随手折了一枝杜鹃,别在衣襟上。
走了一段路,两人在一处凉亭稍事休息。从亭中望去,武所县城尽收眼底,城墙蜿蜒如带,几处炊烟袅袅升起,远山如黛,云雾缭绕。
“记得我刚来武所那年,也是春天,这山上的杜鹃开得没现在这么好。”钟嘉桐望着远处的景色,忽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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