榨油坊......董敬胜笼在袖中的指节,无意识地屈伸了一下。那里面的气味,热烘烘的油烟气,沉重的木槌撞击声,榨膛挤压时木头发出的呻吟,还有那汩汩流出的、金黄透亮、散发着浓郁香气的茶油......那几乎构成了他晦暗童年和少年时代里唯一带有温度和色彩的回忆碎片。傅金光曾说过一句让他打了鸡血般的话:这油坊,还有这几十亩地的出息,将来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你和弟弟妹妹们的依靠。
然而,革命的洪流汹涌而来。去年秋天,随着红军赤卫队的梭镖刺破湘水湾死水般的沉寂,随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呐喊响彻山谷,傅家那堵曾经不可逾越的高墙,轰然倒塌。傅金光作为首恶,被赤卫队带走,最终被镇压。傅家大宅被查封,田契、债券在村中谷坪上烧了。那个瞬间,混杂在狂喜人群里的董敬胜,心底涌起的,并不是作为养子的解脱,而是一种伤心,那山场,那田产,那大宅子,和自己都没有关系了。
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另一条路。他脱掉傅家少爷的长衫,换上最破旧的粗布衣裳,像普通农人一样赤脚下田,犁耙耖耘,样样抢着干。他沉默寡言,干活却格外卖力,锄头挥得比谁都狠,汗水流得比谁都多。农会开会,他总是最早到,蹲在墙角,认真地听,偶尔发言,句句都说到农友们的心坎上,朴实而恳切。他巧妙地隐匿了自己与傅家最核心的纽带--那榨油坊的归属,只说自己也是被傅家剥削的长工,从小在油坊干活做苦力,对榨油熟稔。他的隐忍、勤恳,以及偶尔流露出的对地主阶级深刻的,董敬胜那眼神里的冰冷,被解读为苦大仇深,很快赢得了农会骨干和贫苦农民的信任。
1930年8月,武北区苏维埃政府在桃溪刘氏宗祠成立。刘克范作为首任主席,立即着手基层政权建设。湘湖乡苏维埃政府随即组建,董敬胜凭借在分田中的突出表现,被推举为乡土地委员会主任。
更关键的是,他做了一件极其关键的事。在傅家大宅被彻底清算之前的一个夜晚,他避开所有耳目,潜入了傅家祠堂偏厢那个布满灰尘的杂物间。在一堆破旧的农具和废弃的家具深处,他撬开了一块松动的地砖。下面是一个小小的油纸包,里面是几张至关重要的田契和借据--上面抵押的,赫然是刘克范父亲刘老栓抵押的田产,以及村中好几户赤贫农友祖传的、仅有的小块山地。这些地契,是傅金光精心留下用来拿捏某些关键人物的杀手锏,也是悬在董敬胜自己头上的利剑。
火光在董敬胜冷静的瞳孔中跳跃。他毫不犹豫地将这几张能置人于死地的纸契凑近油灯。火苗贪婪地舔舐着那些墨迹清晰的姓名、地块和惊人的数字,迅速将它们化为蜷曲的灰烬。最后一点火星熄灭,只余下一缕淡得几乎看不见的青烟。他小心地吹散灰烬,抹平痕迹,将地砖恢复原状。这个秘密,随着纸灰彻底消散在黑暗里。
当赤卫队彻底清查傅家财产、烧毁罪恶契约时,这些关键的借据早已不复存在。刘老栓老泪纵横地感谢苏维埃救了他一家,农友们也更加感同身受地痛恨地主阶级的刻毒,而董敬胜--这个傅金光的养子、榨油坊真正的少东家,成为了武北区苏维埃治下、湘水湾村的第一任村主任。
随后,武北片区普遍建立雇农工会贫农团。湘湖乡的妇女会率先组织起放足会,32名缠足妇女在祠堂广场当众解开裹脚布,围观群众振臂高呼妇女解放万岁。
董敬胜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也是整个武北苏区的中心工作,便是土地革命的重中之重--分田。这绝非儿戏,它关系到新政权的根基,更关系到千百户农民能否真正翻身,能否心甘情愿跟着苏维埃走。武北区苏下达的指示非常明确:摸清底数,划清阶级,平均分配,好坏搭配。
湘水湾的田土册簿,早就在清算傅家时被翻了出来。可那上面记得含糊不清,许多田亩的归属、界限、肥瘦,都成了一笔糊涂账。更棘手的是,那些过去世代依附傅家、帮傅家管理田庄、收租放债的小管家狗腿子们,如今夹着尾巴做人,心里却打着小九九,盘算着如何在新政策下保住自己那份地,甚至浑水摸鱼多捞一点。而真正的贫雇农,一辈子租田种,对自己租种的地有几亩几分、四界到哪里都未必说得清,更别提其他地块的情况了。分田会一开始,祠堂里就吵成了一锅粥。
武北片区苏刘克范主席亲临湘湖乡指导分田工作,看了看祠堂墙上挂起的武北苏区统一印制的《土地分配示意图》。他指着图上密密麻麻的红蓝标记,对董敬胜说:小董啊,这分田不是分浮财,是要让每个翻身农民都能挺直腰杆。你们乡的榨油坊作坊和茶山,要按政策要转为集体资产,这可是苏维埃经济建设的火种。
“明白。”董敬胜站起来立刻回话。
听完刘克范的指示,董敬胜宣布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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