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3日，临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白板上已经画满了箭头和问号：张建国、李秀兰、周国富、张建军，四个名字像四颗钉子，钉在一张看不见的网上。
“两条命案，至少两个受害者。”老陈指着白板，“张建国确认死亡，李秀兰失踪，生死不明。现在又多了一个可能的受害者——西塘出租屋血迹的主人。”
技术科的小王站起来汇报：“西塘出租屋的血迹DNA结果出来了，和手提包上的血迹匹配，属于同一个男性，O型血。但不是张建国的，张建国是A型。”
会议室里一阵骚动。
“第三个人？”副支队长老赵皱眉。
“至少是第三个受伤或死亡的人。”老陈说，“而且时间点很关键——1991年5月7日，西塘出租屋发生冲突，有人流血。之后李秀兰和周国富匆忙搬走。”
小林补充：“李秀兰的笔记本上写着，5月3日他们已经搬到了‘新地方’。这说明5月7日的冲突，发生在他们搬家之后的新住处。”
“连环作案？”有人问。
“不一定。”老陈摇头，“但周国富这个人，肯定有问题。1991年4月底在江州打伤人被通缉，5月初在临州又涉及一起流血事件。而3月底，张建国在临州被杀。”
三条时间线，三个地点，都指向同一个人。
“当务之急是找到周国富和李秀兰的下落。”老陈敲了敲桌子，“他们1991年5月从西塘搬走后，去了哪里？用的是什么身份？”
散会后，老陈把小林叫到办公室。
“你带两个人，去查1991年5月之后，临州各个区的租房记录，重点是那种不用身份证、现金交易的小旅馆和私人出租屋。”老陈说，“周国富被通缉，不敢用真身份租房，但总要有个落脚的地方。”
“明白。”
“我去查另一个方向。”老陈拿起车钥匙，“那个假身份证上的地址，解放路1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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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路是临州老城区的商业街，两边都是骑楼建筑，一楼店铺，二楼住家。127号是个裁缝铺，门脸不大，挂着“王记裁缝”的招牌。
老陈推门进去时，门上的铜铃叮当作响。店里很暗，只有一台老式缝纫机在窗边嗡嗡作响，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裁缝正在赶工。
“老板，打听个事。”老陈亮出证件。
老裁缝摘下老花镜，眯着眼看了半天：“警察同志，什么事？”
老陈拿出“刘芬”的假身份证：“这个地址，是您这儿吗？”
老裁缝接过身份证，看了又看：“解放路127号……对，是我这儿。但这人我不认识啊。”
“这个身份证是假的，但地址写的是您这儿。”老陈解释，“想问问，1990年或者1991年，有没有人来打听过这个地址？或者，有没有人用这个地址收过信？”
老裁缝想了很久，摇摇头：“没有。我这铺子开了三十年，街坊邻居都认识，没听说过叫刘芬的。”
线索断了。但老陈没走，他在店里转了一圈。墙上挂着各种布料样本，柜台上摆着一本泛黄的登记簿，记录着客人的尺寸和订单。
“老板，您这店，平时都什么人来做衣服？”
“老街坊多，也有些外地人。”老裁缝说，“前两年这边搞开发，来了不少北方打工的，也来做过衣服。”
“记得有北方口音的女人吗？四十岁左右，右眉梢有颗痣。”
老裁缝眼睛一亮：“你这么一说……还真有一个！大概……去年春天吧，有个女的来做衣服，说话带北方口音，挺秀气的，眉梢好像是有颗痣。”
“记得她做什么衣服吗？”
“做了一条连衣裙，蓝色碎花的。”老裁缝翻开工单记录本，一页页找，“我找找……啊，这里！”
他指着一行记录：“1991年4月12日，刘女士，蓝色碎花连衣裙，腰围二尺一，付定金十元。”
“刘女士？全名呢？”
“没说，就说姓刘。”老裁缝回忆，“衣服是4月20日来取的，付了剩下的十五块钱。那之后就没见过了。”
4月12日定做，4月20日取走。时间点刚好在张建国遇害（3月底）之后，西塘出租屋冲突（5月7日）之前。
“她是一个人来的吗？”
“定做的时候是一个人，取衣服的时候……”老裁缝皱眉，“好像有个男的在外面等她，没进来，就在门口抽烟。”
“记得长什么样吗？”
“个子挺高，四十多岁，穿件夹克，看着挺体面。”老裁缝说，“哦对了，他抽的烟是红塔山，我记得清楚，因为烟盒是红色的，挺显眼。”
红塔山。西塘出租屋里发现的烟蒂，就是红塔山。
“车呢？有车吗？”
“有！一辆白色的小面包车，就停在街对面。”
都对上了。周国富，白色面包车，红塔山香烟。
老陈谢过老裁缝，走出店铺。七月的阳光灼热刺眼，街上行人匆匆。他站在骑楼下点了支烟，看着车来车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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