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年），南京城的硝烟尚未散尽，曾国藩便带着一身征尘，走进了两江总督府的书房。窗外的梧桐叶被战火熏得枯黄，风一吹便簌簌落下，落在案头那卷《海国图志》上。曾国藩摩挲着书页上的折痕，想起数月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惨状，想起湘军与太平军血战的日夜，长叹一声：“长毛虽平，夷患未除。大清若再不思变，迟早要亡国灭种！”
话音未落，书房的门被推开，左宗棠大步走了进来。他身着青布长衫，留着标志性的山羊胡，眼神锐利如鹰：“涤生兄，你这一声长叹，可是想到了洋务之事？”
曾国藩抬头看向左宗棠，苦笑道：“季高，你我皆是带兵之人，见过洋人的坚船利炮。湘军的大刀长矛，能拼过长毛，却拼不过洋人的火炮。若不师夷长技，大清的江山，迟早要被夷人夺去。”
左宗棠走到案前，拿起那卷《海国图志》，翻了几页：“魏源说得好，‘师夷长技以制夷’。洋人有坚船利炮，我们便学他们造坚船利炮；洋人有机器技艺，我们便学他们办机器局。我左宗棠虽不懂洋务，却也知道，这是大清唯一的活路！”
就在此时，李鸿章也匆匆赶来。他身着锦袍，举止儒雅，眉宇间却藏着与年龄不符的干练：“两位世叔，晚辈刚从上海赶来。上海的洋人机器局，造出来的枪炮，比湘军的抬枪厉害十倍。晚辈以为，办洋务，要从上海、广州这些通商口岸做起，先办机器局，再练新式水师，一步步来。”
三人对视一眼，眼中皆闪过一丝炽热。一场影响晚清国运的洋务运动，便在这小小的书房里，悄然拉开了序幕。
一、江南制造局：铁厂烟起震沪上
同治四年（1865年）的上海，已是华洋杂处的通商大埠。黄浦江边的码头，洋船穿梭，洋货堆积如山。洋人在上海设立的机器局，整日浓烟滚滚，那刺耳的机器轰鸣声，听在李鸿章耳中，却如同天籁。
这一日，李鸿章带着幕僚盛宣怀，来到了上海虹口的一处洋行。洋行的老板是个英国人，叫马格里，曾在湘军中担任过军医，对中国的情况颇为熟悉。
“李大人，您可是稀客啊！”马格里操着一口生硬的中文，笑着迎了上来。
李鸿章拱手道：“马格里先生，今日前来，是想与你谈一桩生意。我想在上海办一家机器局，造枪炮、造轮船，需要你帮忙引进洋人的机器和技术。”
马格里眼睛一亮，他知道这是一笔大买卖：“李大人放心，我有最好的机器，也有最好的技师。只要您出钱，一切都好办！”
李鸿章却摆了摆手：“我要的，不仅是机器和技师，还要你教会中国人如何造机器、如何用机器。我大清的洋务，要自己办，不能永远靠洋人。”
马格里愣了一下，随即笑道：“李大人高瞻远瞩，我一定尽力而为。”
不久之后，李鸿章便在上海买下了这家洋行的机器设备，又合并了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的机器制造企业，也是洋务运动的标志性成果。
江南制造总局的厂房里，机器轰鸣，火花四溅。中国的工匠们，在洋技师的指导下，第一次操作着新式机器，造出了第一支步枪，第一门火炮，第一艘轮船。
这一日，曾国藩亲临江南制造总局视察。他看着工匠们造出的步枪，拿在手中掂了掂，又对着靶子开了一枪。子弹正中靶心，曾国藩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少荃，你办的这件事，比打下十个南京城还要重要！”
李鸿章躬身道：“世叔过奖了。这不过是洋务的第一步。晚辈还想造轮船，练水师，让大清的水师，也能在黄浦江上与洋人一较高下。”
曾国藩点头道：“好！有志气。我在安庆办的内军械所，也造出了一艘小火轮，叫‘黄鹄号’。你我联手，定能让大清的洋务，蒸蒸日上！”
二、福州船政局：船台浪涌育水师
就在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的同时，左宗棠也在福州，紧锣密鼓地筹办着福州船政局。
福州马尾，闽江入海口，江水滔滔，浪涛拍岸。左宗棠站在江边，望着宽阔的江面，对身旁的沈葆桢道：“幼丹，马尾地势险要，江面宽阔，正是办船政局的好地方。我要在这里造轮船，练水师，让洋人再也不敢在我大清的江面上横行霸道！”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洋务派的干将。他拱手道：“季高兄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船政局办好。只是，办船政局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朝廷能给我们多少支持？”
左宗棠冷哼一声：“朝廷的银子，都拿去给洋人赔款了。我们自己想办法！我已经向福建的乡绅募捐，又向洋人借了些银子。只要船政局能办起来，再苦再难，我左宗棠也认了！”
不久之后，福州船政局正式开工。左宗棠聘请了法国的技师和工匠，指导中国工匠造轮船。船政局的船台上，一艘艘轮船的龙骨被架了起来，工匠们日夜赶工，只为造出中国自己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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