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年),南京城的硝烟尚未散尽,曾国藩便带着一身征尘,走进了两江总督府的书房。窗外的梧桐叶被战火熏得枯黄,风一吹便簌簌落下,落在案头那卷《海国图志》上。曾国藩摩挲着书页上的折痕,想起数月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惨状,想起湘军与太平军血战的日夜,长叹一声:“长毛虽平,夷患未除。大清若再不思变,迟早要亡国灭种!”
话音未落,书房的门被推开,左宗棠大步走了进来。他身着青布长衫,留着标志性的山羊胡,眼神锐利如鹰:“涤生兄,你这一声长叹,可是想到了洋务之事?”
曾国藩抬头看向左宗棠,苦笑道:“季高,你我皆是带兵之人,见过洋人的坚船利炮。湘军的大刀长矛,能拼过长毛,却拼不过洋人的火炮。若不师夷长技,大清的江山,迟早要被夷人夺去。”
左宗棠走到案前,拿起那卷《海国图志》,翻了几页:“魏源说得好,‘师夷长技以制夷’。洋人有坚船利炮,我们便学他们造坚船利炮;洋人有机器技艺,我们便学他们办机器局。我左宗棠虽不懂洋务,却也知道,这是大清唯一的活路!”
就在此时,李鸿章也匆匆赶来。他身着锦袍,举止儒雅,眉宇间却藏着与年龄不符的干练:“两位世叔,晚辈刚从上海赶来。上海的洋人机器局,造出来的枪炮,比湘军的抬枪厉害十倍。晚辈以为,办洋务,要从上海、广州这些通商口岸做起,先办机器局,再练新式水师,一步步来。”
三人对视一眼,眼中皆闪过一丝炽热。一场影响晚清国运的洋务运动,便在这小小的书房里,悄然拉开了序幕。
一、江南制造局:铁厂烟起震沪上
同治四年(1865年)的上海,已是华洋杂处的通商大埠。黄浦江边的码头,洋船穿梭,洋货堆积如山。洋人在上海设立的机器局,整日浓烟滚滚,那刺耳的机器轰鸣声,听在李鸿章耳中,却如同天籁。
这一日,李鸿章带着幕僚盛宣怀,来到了上海虹口的一处洋行。洋行的老板是个英国人,叫马格里,曾在湘军中担任过军医,对中国的情况颇为熟悉。
“李大人,您可是稀客啊!”马格里操着一口生硬的中文,笑着迎了上来。
李鸿章拱手道:“马格里先生,今日前来,是想与你谈一桩生意。我想在上海办一家机器局,造枪炮、造轮船,需要你帮忙引进洋人的机器和技术。”
马格里眼睛一亮,他知道这是一笔大买卖:“李大人放心,我有最好的机器,也有最好的技师。只要您出钱,一切都好办!”
李鸿章却摆了摆手:“我要的,不仅是机器和技师,还要你教会中国人如何造机器、如何用机器。我大清的洋务,要自己办,不能永远靠洋人。”
马格里愣了一下,随即笑道:“李大人高瞻远瞩,我一定尽力而为。”
不久之后,李鸿章便在上海买下了这家洋行的机器设备,又合并了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的机器制造企业,也是洋务运动的标志性成果。
江南制造总局的厂房里,机器轰鸣,火花四溅。中国的工匠们,在洋技师的指导下,第一次操作着新式机器,造出了第一支步枪,第一门火炮,第一艘轮船。
这一日,曾国藩亲临江南制造总局视察。他看着工匠们造出的步枪,拿在手中掂了掂,又对着靶子开了一枪。子弹正中靶心,曾国藩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少荃,你办的这件事,比打下十个南京城还要重要!”
李鸿章躬身道:“世叔过奖了。这不过是洋务的第一步。晚辈还想造轮船,练水师,让大清的水师,也能在黄浦江上与洋人一较高下。”
曾国藩点头道:“好!有志气。我在安庆办的内军械所,也造出了一艘小火轮,叫‘黄鹄号’。你我联手,定能让大清的洋务,蒸蒸日上!”
二、福州船政局:船台浪涌育水师
就在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的同时,左宗棠也在福州,紧锣密鼓地筹办着福州船政局。
福州马尾,闽江入海口,江水滔滔,浪涛拍岸。左宗棠站在江边,望着宽阔的江面,对身旁的沈葆桢道:“幼丹,马尾地势险要,江面宽阔,正是办船政局的好地方。我要在这里造轮船,练水师,让洋人再也不敢在我大清的江面上横行霸道!”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洋务派的干将。他拱手道:“季高兄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船政局办好。只是,办船政局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朝廷能给我们多少支持?”
左宗棠冷哼一声:“朝廷的银子,都拿去给洋人赔款了。我们自己想办法!我已经向福建的乡绅募捐,又向洋人借了些银子。只要船政局能办起来,再苦再难,我左宗棠也认了!”
不久之后,福州船政局正式开工。左宗棠聘请了法国的技师和工匠,指导中国工匠造轮船。船政局的船台上,一艘艘轮船的龙骨被架了起来,工匠们日夜赶工,只为造出中国自己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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