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总督梁肯堂，长期负责海防事务，对海外势力的威胁心存忌惮。他说：“皇上，沿海地区向来不太平，海盗与走私活动猖獗。若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外国商人与沿海反清势力勾结，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外国商人在华居住，难免会与百姓发生冲突，影响地方稳定。为了天朝的海防与安全，必须坚决拒绝通商请求。”
礼部尚书纪昀，虽然学识渊博，却也深受“天朝上国”思想的影响。他说：“皇上，天朝是世界的中心，礼仪之邦，而英国是蛮夷之邦，文化落后，习俗怪异。与蛮夷通商，会污染天朝的文化与礼仪，让百姓变得见利忘义。而且，天朝的茶叶、丝绸等商品，是英国必需之物，他们只能依赖天朝，而天朝无需依赖他们。我们完全可以继续实行一口通商政策，让他们在广州乖乖贸易，不必满足他们的非分要求。”
群臣的阻谏，进一步坚定了乾隆帝拒绝通商的决心。在他们看来，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与外夷通商；开放通商只会带来隐患，威胁天朝的统治与文化；英国的先进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不值得学习。这种盲目自大与排外心态，让清廷失去了与世界交流的机会。
三、敕谕定调：一纸文书封死百年机遇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十月初十，乾隆帝正式颁布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敕谕，明确拒绝了马戛尔尼的所有通商请求。这道敕谕，语言傲慢，态度坚决，彻底封死了中西方平等通商的大门。
敕谕中写道：“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前来朝贡，朕心甚为嘉许。尔国王恳请朕将广州、宁波、舟山等口岸开放通商，允许尔国商人在华居住、设立商馆，降低关税等事，皆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等，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故加恩体恤，准尔国商人在广州贸易。尔国商人在广州贸易，需严格遵守十三行的规定，不得擅自逾越。
尔国王若需茶叶、瓷器等物，可照旧在广州贸易。若敢擅自前往其他口岸，一经查获，货物没收，人犯严惩。尔国若妄图通过武力逼迫天朝开放通商，天朝有万邦来朝之威，天兵天将所向披靡，必让尔国付出惨重代价。
朕抚有四海，恩威远播，万国来朝。尔国王需恭顺天朝，恪守藩属之礼，不可再有非分之想。朕特回赠尔国王丝绸、茶叶、瓷器、玉器等物，尔国使臣可即日启程回国，将朕的敕谕带回，告知尔国王。钦此。”
这道敕谕，充分体现了清廷的盲目自大与闭关锁国思想。乾隆帝将英国的通商请求视为“朝贡求赏”，将平等的贸易关系视为“天朝对蛮夷的恩赐”，完全无视了世界的发展潮流与英国的实际情况。
马戛尔尼拿到敕谕后，心情沉重到了极点。他知道，这道敕谕意味着，他的使命彻底失败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道敕谕，是天朝上国盲目自大的最好证明。他们看不到世界的变化，拒绝与世界交流，终将被世界所抛弃。我为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国家感到惋惜，他们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四、使团离华：历史的叹息与未来的阴霾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十月十五，马戛尔尼使团带着乾隆帝的敕谕与回赠的礼物，从广州启程回国。沿途百姓纷纷围观，对这些“红毛夷人”的离去既好奇又冷漠。而清廷官员则如释重负，认为终于送走了这些“麻烦的蛮夷”。
在回国的航程中，马戛尔尼与使团成员们深入讨论了中国的现状与未来。他们一致认为，清廷统治下的中国，虽然表面上仍是“盛世”，但内部早已危机四伏：吏治腐败、民生困苦、科技落后、军事废弛。而清廷的统治者却对此视而不见，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盲目自大，拒绝改革。
马戛尔尼说：“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当他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震动。但现在，他还在沉睡，而且睡得很沉。我们试图唤醒他，但他却拒绝醒来。未来，当这个巨人被迫醒来时，必将面临巨大的痛苦与灾难。”
副使斯当东则更为悲观：“清廷的腐朽与落后，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们的军队不堪一击，他们的官员贪婪无能，他们的百姓困苦不堪。如果英国与中国发生冲突，英国必将取得胜利。或许，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打开中国的市场，让这个古老的国家融入世界。”
使团的科学家们则对中国的科技水平感到震惊与惋惜。他们发现，中国的科技水平仍停留在几百年前，与西方的差距极为悬殊。他们带回的蒸汽机模型、望远镜、显微镜等科技产品，被清廷视为“奇技淫巧”，锁入库房，无人问津。而这些科技产品，正是推动西方工业革命的核心力量。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九月，马戛尔尼使团回到英国。乔治三世得知访华失败后，十分失望，但也认识到通过和平方式无法打开中国市场。此后，英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逐渐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为日后的侵略战争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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