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中期，历经康熙、雍正两朝的励精图治与乾隆帝前期的勤政务实，清廷国力步入鼎盛，史称“康乾盛世”。然而，盛世之下潜藏危机，随着经济繁荣、皇权集中，官场奢靡之风悄然滋生，且愈演愈烈。从京官到地方官员，从中枢重臣到基层胥吏，无不以奢靡为荣、以俭朴为耻，声色犬马、铺张浪费、贪腐敛财成为官场常态。这种奢靡之风不仅耗费了巨额国帑，侵蚀了吏治根基，更加剧了社会矛盾，成为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重要推手，深刻影响了清代后期的政治走向与社会格局。
一、奢靡滋生之因：盛世之下的多重诱因
乾隆朝官场奢靡之风的滋生与蔓延，并非偶然，而是时代背景、政治体制、社会风气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是盛世经济繁荣的“副产品”，也是皇权集中、吏治松弛、思想懈怠的必然产物，更是封建官僚制度内在弊端的集中暴露。
盛世经济：物质丰裕催生奢靡土壤
乾隆朝中期，清廷国力达到顶峰，农业丰收、手工业繁荣、商业兴旺，国库充盈，为官场奢靡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过康雍两朝的休养生息，全国耕地面积大幅增加，粮食产量持续提升，“苏湖熟，天下足”的格局进一步巩固，江南地区更是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富庶程度前所未有。手工业方面，纺织、陶瓷、冶铁、造船等行业蓬勃发展，苏州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扬州的盐商经济，皆达到历史顶峰；商业方面，运河沿岸、沿海港口城市商铺林立，晋商、徽商、浙商等商帮势力庞大，财富集中，为官员奢靡提供了财力支撑。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也改变了官员的价值取向。雍正朝时期，官场尚以俭朴为风，雍正帝严惩贪腐、倡导节俭，官员多不敢铺张浪费；而至乾隆朝中期，随着国库充盈、生活富足，官员们逐渐摒弃了俭朴传统，开始追求物质享受，将奢靡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搜刮民财、聚敛财富，修建奢华府邸、购置良田美宅、收藏奇珍异宝、沉迷声色犬马，奢靡之风逐渐在官场蔓延开来。
皇权松动：监管弱化纵容奢靡蔓延
乾隆帝前期，继承雍正帝的勤政之风，严于律己、勤于理政，严惩贪腐、整顿吏治，对官员的奢靡行为多有约束；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功绩累积，乾隆帝逐渐滋生自满情绪，晚年更是沉迷于文治武功的赞誉，对官场事务的监管日渐松弛，为奢靡之风的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
一方面，乾隆帝自身的奢靡行为起到了示范作用。乾隆帝多次南巡、东巡、西巡，每次出巡都耗费巨额财力，沿途官员为讨好皇帝，竞相铺张接待，修建奢华行宫、筹备精美宴席、献上奇珍异宝，这种铺张浪费的行为，不仅耗费了大量国帑，更向全国官员传递了“奢靡无罪”的错误信号。此外，乾隆帝热衷于修建园林、收藏文物，圆明园的扩建、避暑山庄的修缮，皆耗费巨资，宫中庆典、宴会更是奢华无度，上行下效之下，官场奢靡之风愈发盛行。
另一方面，乾隆帝对官员的纵容也加剧了奢靡蔓延。晚年的乾隆帝，对宠臣和珅等人的贪腐、奢靡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加以庇护；对其他官员的奢靡行为，也多以“小节”为由不予深究，导致官员们愈发肆无忌惮。加之乾隆朝后期，军机处权力集中，和珅专权，卖官鬻爵、贪腐敛财成为常态，官场监管体系形同虚设，奢靡之风与贪腐之风相互交织，愈演愈烈。
吏治松弛：贪腐盛行助长奢靡气焰
雍正朝时期，推行“耗羡归公”“养廉银”制度，旨在规范官员俸禄、遏制贪腐，同时严厉打击贪腐官员，官场风气较为清明；而至乾隆朝中期，“养廉银”制度逐渐变质，官员们将养廉银视为额外收入，同时利用手中的权力，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贪腐行为愈发严重，而贪腐所得，大多用于奢靡享受。
当时，官场贪腐已形成“上下勾结、利益输送”的链条。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们相互包庇、相互利用，京官依靠地方官员的“孝敬”，地方官员依靠搜刮百姓的钱财，形成了“层层盘剥、逐级敛财”的格局。地方官员在赋税征收、河工拨款、赈灾物资发放、盐铁专卖等环节中饱私囊，将大量财富据为己有，用于修建府邸、购置田产、豢养姬妾、收藏珍宝；京官则利用职权，接受地方官员的“冰敬”“炭敬”“节敬”等各种贿赂，过上了奢靡无度的生活。
此外，乾隆朝后期，卖官鬻爵现象极为严重，和珅专权期间，更是将官职明码标价，有钱者可通过贿赂获得官职，而这些官员上任后，为收回成本、聚敛财富，必然会更加疯狂地搜刮民财、铺张浪费，进一步助长了官场的奢靡气焰。
社会风气：攀比成风助推奢靡蔓延
乾隆朝中期，不仅官场奢靡之风盛行，整个社会也弥漫着攀比奢靡的风气，这种社会风气反过来又助推了官场奢靡的蔓延。江南地区作为经济重心，奢靡之风尤为严重，富商巨贾争相铺张浪费，修建奢华园林、举办盛大宴会、穿戴绫罗绸缎、食用山珍海味，以奢靡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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