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年羹尧、隆科多等权臣的倒台，张廷玉始终保持清醒的立场。年羹尧居功自傲、专擅跋扈时，张廷玉虽与他同朝为官，却从不与之结党，始终保持距离；隆科多结党营私、干预朝政时，张廷玉更是坚决反对，暗中向雍正帝提供其结党的证据，协助雍正帝彻底肃清了年、隆集团，稳定了朝局。
张廷玉不仅是理政能手，更是典章制度的集大成者。雍正朝各项制度的完善，大多离不开他的主导或参与。军机处的规章制度，便是由张廷玉一手拟定的。他制定了军机处的办事流程，规定了军机大臣的职责、奏折的处理程序、谕旨的草拟规范等，使得军机处成为高效、快捷的决策机构，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也进一步巩固了皇权。
此外，他还牵头编纂了《大清会典》《世宗实录》等重要典籍。《大清会典》是清代的行政法典，汇集了清代的各项典章制度，张廷玉作为总裁官，历时数年，潜心编纂，力求内容详实、规范严谨，为清代的行政运作提供了明确的依据；《世宗实录》则系统记录了雍正帝在位期间的言行、政务，张廷玉凭借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确保了实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后世研究雍正朝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张廷玉辅政期间，始终秉持“勤、慎、廉”三字准则，鞠躬尽瘁，恪尽职守。他每日天不亮便入宫，深夜才出宫，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懈怠。雍正帝曾评价他“遵旨缮写，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甚至在病重时，仍放心地将政务托付给张廷玉，可见对其信任之深。
他为人谨慎，从不张扬，虽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谦逊低调，从不滥用职权，也不结党营私。他的府邸简陋朴素，与一般官员相比，毫无奢华之气；他为官清廉，从不接受贿赂，对于下属的馈赠，一律坚决拒绝。有一次，一位地方官员为谋求晋升，暗中向张廷玉赠送白银万两，张廷玉不仅当场拒绝，还将此事上报雍正帝，请求严惩该官员，此举赢得了朝野上下的赞誉。
张廷玉对待下属宽厚谦和，注重培养人才。他提拔官员，从不看重出身、门第，只看重才干和品行，不少出身贫寒却有才干的官员，在他的举荐下，得以崭露头角，成为大清的栋梁之臣。他还十分重视对后辈的教导，将自己的理政经验和为官之道传授给年轻官员，鼓励他们实心办事、忠诚报国。
雍正帝晚年，身体日渐衰弱，对张廷玉的依赖愈发深重。雍正十一年，雍正帝下旨，封张廷玉为三等伯，赐号“勤宜”，成为清代唯一一位凭借文官身份封伯的大臣，这既是对他辅政功绩的肯定，也是对他忠诚的嘉奖。雍正十三年，雍正帝病危，召张廷玉、鄂尔泰等大臣入宫，托付后事，立下遗诏，令张廷玉、鄂尔泰“配享太庙”，这是清代大臣的最高荣誉，足以见得雍正帝对张廷玉的认可与信任。
乾隆帝继位后，张廷玉继续辅政，协助乾隆帝稳定朝局，延续雍正朝的新政。此时的张廷玉，已是三朝元老，威望极高，乾隆帝对他也十分敬重，凡事皆与之商议。张廷玉依旧秉持勤慎之风，辅佐乾隆帝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巩固边疆，为乾隆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然而，晚年的张廷玉，却因“配享太庙”之事，与乾隆帝产生了嫌隙。乾隆十三年，张廷玉年事已高，请求辞官归乡，乾隆帝起初不允，后来虽答应，却因张廷玉担心自己死后无法配享太庙，多次上书请求乾隆帝立下凭证，惹得乾隆帝不悦。加上此时鄂尔泰已去世，张廷玉成为朝中最具威望的大臣，乾隆帝为巩固皇权，对其渐渐有所猜忌，最终虽仍遵雍正帝遗诏，让张廷玉配享太庙，却也削夺了他的爵位，令其辞官归乡。
乾隆二十年，张廷玉在桐城家中病逝，享年八十四岁。乾隆帝最终遵从雍正帝遗诏，将张廷玉配享太庙，成为清代唯一一位配享太庙的汉臣，这是对他一生辅政功绩的最高肯定。
纵观张廷玉的一生，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辅政四十余年，始终秉心端方、勤慎恪敏，辅佐雍正帝推行新政、整顿吏治、巩固边疆，完善典章制度，为大清王朝的稳定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没有年羹尧的赫赫战功，也没有隆科多的定策之功，却以自己的智慧、才干和忠诚，成为雍正帝最信任的辅政大臣，成为康乾盛世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张廷玉的辅政之路，是一条“忠诚、勤勉、谨慎”之路。他深知伴君如伴虎，却始终坚守初心，以国家大义为重，不结党、不营私、不贪腐，始终将皇帝的信任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他的理政能力、处事智慧、为官品格，不仅赢得了雍正帝、乾隆帝的认可，也赢得了后世的赞誉。
他所参与制定的各项制度，如军机处制度、养廉银制度、奏折制度等，深刻影响了清代的政治走向，有些制度甚至延续到清末；他所秉持的“勤、慎、廉”的为官准则，成为后世官员的典范，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张廷玉的一生，是辅政大臣的典范，他用自己的鞠躬尽瘁，诠释了“臣节”二字的真谛；用自己的勤勉务实，推动了大清王朝的繁荣与发展。他的功绩，永载史册；他的品格，流传千古，成为中国古代辅政大臣中不可多得的贤才，也成为康乾盛世这段辉煌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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