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年羹尧、隆科多等权臣的倒台,张廷玉始终保持清醒的立场。年羹尧居功自傲、专擅跋扈时,张廷玉虽与他同朝为官,却从不与之结党,始终保持距离;隆科多结党营私、干预朝政时,张廷玉更是坚决反对,暗中向雍正帝提供其结党的证据,协助雍正帝彻底肃清了年、隆集团,稳定了朝局。
张廷玉不仅是理政能手,更是典章制度的集大成者。雍正朝各项制度的完善,大多离不开他的主导或参与。军机处的规章制度,便是由张廷玉一手拟定的。他制定了军机处的办事流程,规定了军机大臣的职责、奏折的处理程序、谕旨的草拟规范等,使得军机处成为高效、快捷的决策机构,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也进一步巩固了皇权。
此外,他还牵头编纂了《大清会典》《世宗实录》等重要典籍。《大清会典》是清代的行政法典,汇集了清代的各项典章制度,张廷玉作为总裁官,历时数年,潜心编纂,力求内容详实、规范严谨,为清代的行政运作提供了明确的依据;《世宗实录》则系统记录了雍正帝在位期间的言行、政务,张廷玉凭借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确保了实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后世研究雍正朝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张廷玉辅政期间,始终秉持“勤、慎、廉”三字准则,鞠躬尽瘁,恪尽职守。他每日天不亮便入宫,深夜才出宫,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懈怠。雍正帝曾评价他“遵旨缮写,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甚至在病重时,仍放心地将政务托付给张廷玉,可见对其信任之深。
他为人谨慎,从不张扬,虽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谦逊低调,从不滥用职权,也不结党营私。他的府邸简陋朴素,与一般官员相比,毫无奢华之气;他为官清廉,从不接受贿赂,对于下属的馈赠,一律坚决拒绝。有一次,一位地方官员为谋求晋升,暗中向张廷玉赠送白银万两,张廷玉不仅当场拒绝,还将此事上报雍正帝,请求严惩该官员,此举赢得了朝野上下的赞誉。
张廷玉对待下属宽厚谦和,注重培养人才。他提拔官员,从不看重出身、门第,只看重才干和品行,不少出身贫寒却有才干的官员,在他的举荐下,得以崭露头角,成为大清的栋梁之臣。他还十分重视对后辈的教导,将自己的理政经验和为官之道传授给年轻官员,鼓励他们实心办事、忠诚报国。
雍正帝晚年,身体日渐衰弱,对张廷玉的依赖愈发深重。雍正十一年,雍正帝下旨,封张廷玉为三等伯,赐号“勤宜”,成为清代唯一一位凭借文官身份封伯的大臣,这既是对他辅政功绩的肯定,也是对他忠诚的嘉奖。雍正十三年,雍正帝病危,召张廷玉、鄂尔泰等大臣入宫,托付后事,立下遗诏,令张廷玉、鄂尔泰“配享太庙”,这是清代大臣的最高荣誉,足以见得雍正帝对张廷玉的认可与信任。
乾隆帝继位后,张廷玉继续辅政,协助乾隆帝稳定朝局,延续雍正朝的新政。此时的张廷玉,已是三朝元老,威望极高,乾隆帝对他也十分敬重,凡事皆与之商议。张廷玉依旧秉持勤慎之风,辅佐乾隆帝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巩固边疆,为乾隆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然而,晚年的张廷玉,却因“配享太庙”之事,与乾隆帝产生了嫌隙。乾隆十三年,张廷玉年事已高,请求辞官归乡,乾隆帝起初不允,后来虽答应,却因张廷玉担心自己死后无法配享太庙,多次上书请求乾隆帝立下凭证,惹得乾隆帝不悦。加上此时鄂尔泰已去世,张廷玉成为朝中最具威望的大臣,乾隆帝为巩固皇权,对其渐渐有所猜忌,最终虽仍遵雍正帝遗诏,让张廷玉配享太庙,却也削夺了他的爵位,令其辞官归乡。
乾隆二十年,张廷玉在桐城家中病逝,享年八十四岁。乾隆帝最终遵从雍正帝遗诏,将张廷玉配享太庙,成为清代唯一一位配享太庙的汉臣,这是对他一生辅政功绩的最高肯定。
纵观张廷玉的一生,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辅政四十余年,始终秉心端方、勤慎恪敏,辅佐雍正帝推行新政、整顿吏治、巩固边疆,完善典章制度,为大清王朝的稳定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没有年羹尧的赫赫战功,也没有隆科多的定策之功,却以自己的智慧、才干和忠诚,成为雍正帝最信任的辅政大臣,成为康乾盛世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张廷玉的辅政之路,是一条“忠诚、勤勉、谨慎”之路。他深知伴君如伴虎,却始终坚守初心,以国家大义为重,不结党、不营私、不贪腐,始终将皇帝的信任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他的理政能力、处事智慧、为官品格,不仅赢得了雍正帝、乾隆帝的认可,也赢得了后世的赞誉。
他所参与制定的各项制度,如军机处制度、养廉银制度、奏折制度等,深刻影响了清代的政治走向,有些制度甚至延续到清末;他所秉持的“勤、慎、廉”的为官准则,成为后世官员的典范,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张廷玉的一生,是辅政大臣的典范,他用自己的鞠躬尽瘁,诠释了“臣节”二字的真谛;用自己的勤勉务实,推动了大清王朝的繁荣与发展。他的功绩,永载史册;他的品格,流传千古,成为中国古代辅政大臣中不可多得的贤才,也成为康乾盛世这段辉煌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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