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加大对‘教导吏’的支持。增派熟悉边情、通晓胡语的吏员，携带更多实际物资（如优质粮种、廉价布匹、常用药物），以实惠争取普通民心。同时，在云中等‘乙类’区，可暂缓推行过于复杂的集体生产模式，重点先落实均田（分配官田荒地）、减赋、基础律法保护。
第五，授予杜衡等前线官吏在‘乙类’地区一定限度的临机处置权，但要求其重大决定需及时上报，并详细说明理由。”
这一番裁决，综合了各方意见，既坚持了根本原则（废除特权、推行新法），又充分考虑了现实复杂性，给出了更具操作性的路径。尤其是“分类施策”和“拉打结合”的思路，显得更为老练和务实。
陈方等人虽然觉得不够彻底，但也意识到全面强推确实风险巨大，勉强接受了这一调整方向。陆明等务实派则感到方案考虑周详，易于执行。
张明远最后道：“将此修订意见及云中处理方案，火速发回。告诉杜衡，探索必有代价，挫折亦是财富。望其吸取教训，灵活执行新策，典制馆及军方会给予全力支持。”
就在高层辩论政策的同时，由刘圭负责的“清风”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对几位被流言隐约波及的官员的复核，进展得出乎意料的顺利——也出乎意料的令人心惊。
公开的廉政审查显示，这几位官员均无重大经济问题，勤勉称职。然而，在更隐秘的忠诚度与社交关系排查中，刘圭的人却发现了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其中一位负责部分文书归档的郎官，其妻弟近日曾与一名来自中原的行商有过数次接触，而行商在流言兴起前后便已离开逐鹿，去向不明。进一步追查该行商在城中的活动轨迹，发现其曾多次在散布流言的几个初始节点附近出现。
“并非我们内部高层有细作，”刘圭在秘密汇报时，面色冷峻，“而是有外部细作，巧妙地利用了近期内部争论产生的些许不满情绪，通过收买或影响一些中下层吏员、乃至市井闲人，精心炮制并散布了这套说辞。其目的，正是要制造猜忌，引发内耗。”
徐庶冷笑：“司马懿好手段。一击不中，便远遁千里，留下满地猜疑。”
张明远点头：“查清便好。将那位郎官及其妻弟隔离讯问，务必挖出所知一切。其他几位受流言影响的官员，由你亲自出面，说明情况，予以安抚。执政委员会扩大会议按计划召开，我会公开澄清此事，宣布调查结果，表彰那几位官员的清白与勤勉。同时，宣布成立‘内部纪律与沟通委员会’，由潘濬牵头，贤良阁、功勋院派员参加，定期受理官吏申诉，核查不实传闻，加强上下沟通。防微杜渐，透明公开，便是应对此类毒计的最好盾牌。”
“那……反向散播曹魏丑闻之事？”刘圭问。
“照常进行，加些猛料。重点突出‘止流馆’内幕与司马家族贪渎，让许昌、洛阳也热闹热闹。”张明远眼中寒光一闪。
仿佛是为了印证“玄鼎”反向渗透的料想，许昌的“止流馆”在暮春的一个深夜，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事端。
两名因私下议论赋税过重而被送进来的年轻士子，不堪日复一日的枯燥宣讲和精神压迫，更因得知家中老母因思念成疾，试图买通看守送信外出，被严厉拒绝并加重“教化”力度后，终于情绪崩溃。其中一人在深夜用偷偷磨尖的竹片划伤手腕，血流不止，另一人则大声哭嚎，痛斥馆中不公，引来其他“学员”骚动。
看守试图压制，却激起了更多人长期压抑的不满。混乱中，有人推倒了烛台，点燃了帐幔（虽很快被扑灭），更有人趁乱将写有馆内情况的纸条塞出墙缝。事态虽未演变成大规模暴动，但“止流馆”内发生“骚乱”、“逼死人命”的流言，却如同长了翅膀，在许昌街巷间迅速传开，与之前“玄鼎”散播的关于此馆的种种“故事”相互印证，产生了奇妙的催化效果。
许昌官府极力否认、弹压，但怀疑的种子已然深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暗中议论：“那北边檄文说的，莫非真有几分实情？”“这‘止流馆’，听着怎么比牢狱还可怕？”
司马懿在洛阳接到密报，眉头紧锁。他意识到，单纯的高压和说教，似乎正在产生反效果。“止流馆”不仅未能“教化”，反而成了酝酿不满和传播“反面教材”的温床。他不得不密令卢毓，调整“教化”策略，减少空洞宣讲，增加一些实际技能培训（如算学、文书），并允许“学员”定期与家人通信（需审查），试图以怀柔缓和矛盾。但裂痕一旦产生，修补谈何容易。
与北地、中原的暗流汹涌相比，建业江边的商谈，则显得务实而平静。孙吴使者与“玄鼎”外务司的官员，经过数轮磋商，终于达成了一份详细的《江东与北疆通商暂约》。
暂约回避了所有涉及帝号、君臣称谓的敏感问题，纯粹以对等实体的身份，规定了双方互设商贸代表（不称使节）、指定交易口岸（吴为江乘、广陵，玄鼎为乐浪、辽东某港）、货物品类（吴方主要输出丝绸、瓷器、茶叶、海盐；玄鼎主要输出毛皮、牲畜、药材、干果、部分铁器）、关税税率、纠纷仲裁方式以及保护对方商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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