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的纷扰，改制前的暗流涌动，仿佛都被蜀绣工坊那紧闭的大门隔绝在外。门内，是另一个世界——一个被五彩丝线、浓郁草药香气（用于固色）和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所填充的世界。
港商的大订单，像一道不容置疑的军令，悬在工坊每个人的头顶，也化为了她们指尖源源不断的动力。巨大的绣架一字排开，上面绷紧了素白的蜀锦底料。以蔡金妮为首，王美协助，十几位选拔出来的绣娘，两人一组，负责不同的部分。她们埋首于绷架前，身体微微前倾，眼神锐利而专注，手中的绣花针带着不同颜色的丝线，以各种繁复的针法——套针、戗针、滚针、洒线……在锦缎上上下穿梭，发出细微而密集的“簌簌”声。山水的气势、云雾的缭绕、树木的苍润，就在这一针一线间，缓缓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形态。
工作量是前所未有的巨大，任务节点卡得极紧。常常天不亮，工坊里就亮起了灯，直到深夜，那灯光依旧执着地亮着，成为纺织厂区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没有周末，没有午休，连吃饭都是轮流着快速扒拉几口。
可是，累归累，工坊里的气氛却是高涨的，甚至带着一种扬眉吐气的兴奋。
原因无他，奚青柏在订单下达后，就顶着压力，在工坊推行了与效益挂钩的计件加提成制度。绣娘们每完成一件合格的绣品，无论是大幅的屏风还是小件的摆件，都能立刻拿到一笔可观的报酬。尤其是那些小巧精致的摆件，只要通过蔡金妮和王美的严格质检，一件就能拿到十块钱！
十块钱！这在八十年代中期，对于一个普通工人来说，几乎是大半个月的工资了！对于这些大多是顶替父母进厂、或者从农村招工进来、工资一向不高的女工而言，这简直是一笔“巨款”。
“张姐，你这个‘水波’用得真好，活灵活现的！”
“快别提了，昨晚回去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不过想想这个月能多拿几十块，给我家那小子买辆他念叨了好久的脚踏车，值了！”
“就是！以前在车间三班倒，累死累活一个月就那点死工资，买个肉都得掂量半天。现在好了，靠自己这双手，也能让家里宽裕宽裕！”
大姐们一边飞针走线，一边低声交流着，脸上洋溢着充实和希望的光芒。经济的独立，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改善，更是腰杆的挺直和话语权的提升。
这股风，自然也吹到了各自的家庭里。
起初，看到妻子/母亲/女儿突然变得如此忙碌，早出晚归，家里做饭、洗衣、收拾屋子的活计难免耽搁，一些家属是颇有微词的。
“天天回来这么晚，家里都成猪窝了！”
“孩子作业也没人管，像什么样子！”
“一个女人家，这么拼命干啥？”
然而，当第一个月，这些绣娘们把厚厚一叠钞票拍在桌上，宣布这是自己额外挣来的时，家里的风向瞬间就变了。
丈夫看着那比自己工资还多的钱，愣了半天，默默系上了围裙，主动揽过了做饭的活计；婆婆看着儿媳买回来的新布料和给孙子孙女添置的新文具，脸上的皱纹笑成了菊花，连声说：“你去忙，你去忙，家里有我呢！”；连半大的孩子，都知道妈妈在厂里“绣花花”能挣大钱，变得格外听话，自觉完成作业。
经济基础决定家庭地位，这条朴素的真理，在桐花巷及周边的工人家庭里，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家务活被家人们主动分包，后勤保障空前有力，只为让她们能心无旁骛地“专心挣钱”。那根小小的绣花针，仿佛拥有了神奇的魔力，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许多家庭的权力结构和相处模式。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乐见其成。
总有那么一些固守着陈旧观念、自身又没什么本事、靠着“大男子主义”维系可怜自尊的男人，躲在角落里大放厥词。
在厂区的男澡堂里，或者下班后的小酒馆角落，常能听到类似的议论：
“哼，一群娘们，整天抛头露面，扎堆在一起，像什么话！”
“就是！女人就该老老实实在家伺候丈夫，带孩子！现在倒好，一个个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我看呐，就是那个姓蔡的和姓奚的瞎搞出来的名堂！把好好的厂子弄得乌烟瘴气！”
“绣那玩意儿能当饭吃？我看就是瞎折腾！迟早玩完！”
这些话，偶尔也会传到工坊大姐们的耳朵里。若是以前，她们或许会忍气吞声，或者回家关起门来生闷气。但现在，不同了。
一次，一个隔壁车间、因为改制面临转岗的男人，在厂区路上对着匆匆走过的绣娘刘大姐阴阳怪气：“哟，刘大忙人，这是又去挣大钱啊？家里男人孩子都不管了？”
刘大姐本来就是个川渝暴脾气，以前在织布车间就是有名的“辣妹子”，此刻闻言猛地停下脚步，转过身，双手叉腰，柳眉倒竖，机关枪似的就开了火：
“我呸！王志强，你给老子把嘴巴放干净点！老子凭自己手艺挣钱，光明正大！不像某些人，在车间混吃等死，技术技术不行，能耐能耐没有，现在厂里要改革了，就只会躲在背后嚼舌根！有本事你也去挣个十块八块的回来看看？窝囊废！老子挣钱给娃交学费，给屋里添东西，咋子了？丢你王家的人了？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心里头嫉妒！再敢胡说八道，看老子不撕烂你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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