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时光，是被切割成无数细碎单元的、带着消毒水气味的煎熬。对于林寒而言，身体上的疼痛尚可忍受，那种被禁锢在病床上的无力感，以及清晰感受到时间在指缝中流逝、而临州战局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发生变化的焦灼，才是更深的折磨。
车祸后的第三天，麻药效果彻底消退，伤处的疼痛变得尖锐而剧体。每一次呼吸，断裂的肋骨都像有锯齿在摩擦；左腿打着厚重的石膏，沉重而麻木地固定在牵引架上；脑震荡带来的眩晕和恶心时好时坏，让他看东西有时会出现重影。高烧在术后第二天夜里袭来，一度冲到三十九度五，冰袋和退烧药轮番上阵，直到清晨才勉强退去，留下满身的虚汗和更深的疲惫。
沈雪几乎寸步不离。她熟练地配合护士帮他翻身、擦拭身体、处理导尿管和引流袋，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嫌弃或不适。只有在她低头时，林寒能看到她睫毛上未干的湿痕，和眼底那片挥之不去的、惊悸后的青黑。
朵朵被姥姥带着来过一次。隔着病房门上的玻璃，看到爸爸身上连着好多管子，腿被吊着，朵朵吓得小脸煞白，“哇”一声哭出来，怎么哄都不肯进去。最后是林寒强撑着露出笑容，隔着玻璃对她招手，用口型说“爸爸没事”，朵朵才抽噎着被姥姥抱走。那天晚上，沈雪在走廊里低声哭了很久。
身体的疾病，如同一张无形却坚韧的网，将林寒牢牢困住，也勒紧了每一个关心他的人。
车祸发生的当天下午，消息就被严格封锁。对外统一口径是“林寒同志因劳累过度引发旧疾，需住院休养”。但该知道的人，自然会知道。省委主要领导亲自致电郑国锋，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并加强安保。同时，临州专案组的工作，在郑国锋的直接主持和周海洋的具体执行下，继续紧锣密鼓地推进。
郑国锋几乎每天都会抽时间来医院一趟，有时是早晨，有时是深夜。他不谈具体案情，只是询问林寒的恢复情况，聊聊省里的一些动态，或者说说自己父亲病情的些许好转。但林寒能从他的只言片语和眉宇间的凝重里，读到外面的惊涛骇浪。
“对方很安静。”一次，郑国锋站在窗前，背对着林寒说，“安静得反常。那个杀手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面包车司机还没醒，成了植物人的可能性很大。线索似乎断了。”
“他们在观望。”林寒靠在摇起的病床上，声音还有些虚弱，但眼神锐利，“看我死了没有，看专案组会不会因为我的倒下而放缓节奏甚至内乱。也在……等待下一个机会。”
“所以你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郑国锋转过身，目光如炬，“你得快点好起来。哪怕只是坐在这里，也是一种震慑。会计师那边，你还要亲自去谈，最后的堡垒，需要你去攻克。”
这不仅是关心，更是政治上的考量。林寒的存在本身，就是专案组士气和决心的象征，也是对对手心理上的持续压力。他的伤病，必须控制在“短期可恢复”的范围内，而不能演变成“长期退出”。
于是，这间VIP病房，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临时的前线指挥部。周海洋每天会来两到三次，用加密平板向林寒汇报进展，听取指示。为了保密，他们往往用极低的声音交流，或者借助纸笔。沈雪对此默许，只是在他们谈话时，会静静地坐在外间，守住房门。
身体的痛苦与精神的紧绷交织，让林寒的恢复并不顺利。术后第五天，因为长时间卧床和疼痛导致的食欲不振，他出现了轻微的电解质紊乱和低蛋白血症，医生不得不给他加上了营养液。伤口也出现了局部红肿，有低度感染的迹象，抗生素升级。
“林组长，您必须放松一些，配合治疗。”主治医生是个严肃的老教授，说话毫不客气，“您的心思太重，身体接收到的都是紧张信号，不利于组织修复和免疫力恢复。再这样下去，并发症的风险会大大增加。”
林寒只能苦笑。放松？谈何容易。每当闭上眼睛，车祸瞬间的撞击、那个鸭舌帽杀手冰冷的枪口、周海洋车辆横插过来的画面，就会交替出现。还有对会计师手中最后证据的担忧，对那个漏网杀手的警惕，以及对沈雪和朵朵安全的隐忧……这些思绪如同藤蔓，紧紧缠绕着他的神经，让他在短暂的药物睡眠中也时常惊醒，一身冷汗。
疾病缠身，缠住的不仅是肉体，更是那颗无法停歇的责任之心。
沈雪也病了，是心病。
表面上，她镇定自若，是所有人眼中坚强、周到、无可挑剔的伤员家属。她妥善处理着各路或真心或试探的探视，与医生沟通治疗方案，安排林寒的饮食起居，甚至还能抽空回家拿换洗衣物，安抚想爸爸的朵朵。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内心深处某个地方，正在缓慢地溃败。林寒浑身是伤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像一个烙印，灼烧着她的视网膜。每次护士换药，露出那些狰狞的伤口和缝合线，她的胃都会一阵痉挛。夜里，林寒因疼痛或噩梦发出轻微的呻吟或抽动，她会瞬间惊醒，心提到嗓子眼，打开夜灯确认他的状况，然后再也无法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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