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工作岗位的第四天，苏清越接到了市委巡察办的电话。
“苏主任，有件事需要你们二室提前介入。”电话那头是巡察办的老赵，语气严肃，“市委正在对东州建工集团进行常规巡察，发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线索。”
东州建工集团，市属大型国企，职工五千多人，年产值近百亿，承建了东州市近半的重点工程项目。苏清越在云湖时就和建工打过交道——云湖新城的部分标段就是他们中的标。
“什么问题线索？”她问。
“初步发现几个方面：一是工程分包不规范，涉嫌利益输送；二是材料采购价格虚高，可能有人吃回扣；三是部分项目结算严重超预算。”老赵顿了顿，“最重要的是，我们调阅集团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发现有几个账户的资金往来异常频繁，单笔金额巨大，但对应合同模糊不清。”
苏清越立刻明白问题的严重性。国企腐败往往藏在复杂的交易结构和财务操作背后，表面合规，实则暗流涌动。
“巡察组建议怎么处理？”
“建议移交纪委监委深入调查。”老赵说，“但建工是市里的利税大户，牵涉面广。领导的意思，先由你们二室初核，如果确有重大问题，再正式立案。”
这是常规流程，也是保护措施——避免误伤，也避免打草惊蛇。
“好，我们接。”苏清越说，“请巡察组把材料移交过来。”
当天下午，三箱材料送到二室。
苏清越召集二组的同志——负责国企和高校监督的小组——一起开研判会。
组长姓李，四十出头，以前在审计局工作，对财务很在行。他翻开巡察组移交的问题清单，眉头越皱越紧。
“苏主任，这些问题……如果属实，可能涉及金额上亿。”老李指着清单上的一条，“比如这个，‘东州体育中心项目’，中标价八个亿，但最终结算价十一个亿，超预算37%。巡察组抽查了变更签证单，很多理由牵强，像是事后补的。”
“还有材料采购。”组员小刘补充，“建工旗下有家建材贸易公司，负责集团所有项目的材料供应。巡察组发现，这家公司从某些供应商采购的水泥、钢材，价格比市场均价高出15%到20%。三年下来，差价累计可能超过五千万。”
苏清越快速浏览材料。问题确实不少，但都浮在表面。要查实，需要深入财务数据和业务实质。
“巡察组给了我们哪些权限？”她问。
“可以调阅建工集团及下属公司的财务账目、合同档案、招投标文件。”老李说，“但需要走程序，而且……建工那边可能不会太配合。”
“为什么？”
“建工的董事长刘国栋，是老资格国企领导，市人大代表，和省里关系也很好。”老李压低声音，“据说他本来今年要提拔到市国资委的，因为年龄到了才没动。这种老江湖，不会轻易让我们查账。”
苏清越想起在云湖时，周怀远教她的一句话：查国企，三分查账，七分查人。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通了，账就通了；人不通，账本可以做出花来。
“先不急着接触刘国栋。”她说，“我们从外围入手。老李，你带两个人，以审计整改的名义，去建工调取财务数据——不查敏感账户，先查常规业务。小刘，你负责梳理建工的组织架构和关键人员，特别是分管工程、采购、财务的副总。”
“那您呢？”老李问。
“我去会会建工的纪委书记。”苏清越合上材料，“看看他们内部监督发现了什么。”
第二天上午，东州建工集团总部大楼。
三十二层的玻璃幕墙大厦，在市中心鹤立鸡群。一楼大厅挂着各种奖牌：“全省优秀企业”“东州市纳税大户”“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光鲜亮丽。
苏清越在前台登记后，被引到十八楼的纪委办公室。
建工纪委书记姓王，五十多岁，头发稀疏，戴着老花镜，看起来更像老会计。见苏清越进来，他连忙起身：“苏主任，欢迎欢迎。”
“王书记，打扰了。”苏清越坐下，“市委巡察组发现了一些问题，领导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您是建工的纪委书记，想听听您的看法。”
老王推了推眼镜，笑容有些勉强：“巡察组确实提了些意见，我们正在整改。不过苏主任，国企嘛，摊子大，业务杂，难免有些管理不到位的地方。但要说腐败……我觉得不至于。”
“巡察组提到的材料采购价格虚高，您怎么看？”
“这个我们有解释。”老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建材市场价格波动大，我们采购有周期，有时候赶上涨价，就会比市场均价高些。而且我们采购要保证质量，不能光看价格，有些供应商虽然贵点，但材料可靠。”
解释很标准，但也太标准了，像准备好的说辞。
“那工程结算超预算呢？”苏清越继续问。
“工程变更多，这是建筑行业的通病。”老王说，“设计变更、地质条件变化、业主需求调整……都会导致成本增加。我们每项变更都有签证单，程序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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