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医院病房，灯光调得很暗。
苏清越推开病房门时，刘玉芬正半靠在床头，眼睛望着窗外。听到动静，她缓缓转过头，蜡黄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苏同志……你来了。”
“刘阿姨，您感觉怎么样？”苏清越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轻轻握住老人的手。那只手枯瘦冰凉，但有了温度，比上次握着时多了些许生气。
“死不了。”刘玉芬的声音很轻，但清晰，“阎王爷说，我的事还没完，不收我。”
这话里带着老人特有的倔强，苏清越听了既心酸又欣慰。
“医生说您恢复得很好，再治疗一段时间就能出院了。”
“出院？”刘玉芬摇摇头，“出院干什么？回到那个空房子，天天想那八万块钱？”
她转过头，看着苏清越：“苏同志，你们查得怎么样了？那些贪官，抓了吗？”
“抓了。”苏清越如实相告，“住建局局长张建国，评估公司的刘文斌，还有……还有司法局局长赵立民。他们都交代了问题。”
“交代了？”刘玉芬的眼睛亮了一下，“那我那八万块，能要回来吗？”
“能。不止您那八万，清水湾所有被克扣的补偿款，都会如数追回，发放给大家。”
刘玉芬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抬起颤抖的手抹了抹眼角：“好……好啊。我就知道，这世上还有公道。”
病房里安静了片刻，只有监护仪器规律的滴滴声。
“刘阿姨，”苏清越轻声问，“您当时……怎么那么想不开？”
这个问题她一直想问。一个活了六十七年的老人，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为什么会在那一刻选择放弃生命？
刘玉芬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不是想不开，是看不到头。”
她看着天花板，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三年了，我跑了多少地方，找了多少人，说了多少话。开始他们还听，还记，还说要研究。后来，门都进不去了。再后来，看到我就躲。”
“那天评估公司那两个人来，那个年轻人，二十多岁，跟我孙子差不多大。他指着我的鼻子说：‘老太婆，你再闹，让你儿子在工地都待不下去！’”
苏清越的心揪紧了。她记得监控里刘小军那张年轻但扭曲的脸。
“我不怕他吓唬我。”刘玉芬继续说，“但我怕他说的是真的。我儿子在工地干活，没文化，没背景，要是真被人盯上了……他还有老婆孩子要养。”
“所以您就想，您不在了，他们就不会找您儿子的麻烦了？”
刘玉芬点点头，又摇摇头：“也不全是。我是真累了。三年，一千多天，我天天想这个事，睡不着，吃不下。那天他们一走，我坐在屋里，看着老伴的照片，突然就想——算了，不争了。争来争去，争不过命。”
这话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苏清越心上。
“现在不这么想了。”刘玉芬忽然握住她的手，“苏同志，谢谢你。你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有肯为老百姓说话的人。我要是就这么走了，对不起你，也对不起那些还在等的乡亲。”
“您要好好活着。”苏清越握紧她的手，“活着看到那些贪官受审判，活着拿到该拿的钱，活着看您儿子孙子好好过日子。”
刘玉芬用力点头：“嗯，我活着。我还要看着清水湾建起来，看着乡亲们住新房。苏同志，你答应我，一定要把那些害人精都抓干净，一个不留。”
“我答应您。”
离开病房时，已经是凌晨一点。走廊里很安静，值班护士在护士站打着瞌睡。苏清越轻轻带上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刘玉芬活下来了，而且有了活下去的念头。这对案件来说是个好消息，对这个老人来说更是新生。
但那些还没被抓到的“害人精”，那些还在逍遥法外的腐败分子，他们会就此罢休吗？
手机震动，是周维发来的信息：“梁文斌要求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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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点，特别审讯室。
梁文斌坐在椅子上，面前的茶水已经凉透。一夜之间，他看起来苍老了许多，眼袋浮肿，鬓角的白发在灯光下格外刺眼。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透着老纪检干部特有的审视和警惕。
苏清越在他对面坐下，没有立刻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两人对视了足足一分钟，梁文斌先开口：“苏清越同志，省纪委研究室的笔杆子，周怀远书记的未来儿媳。年轻有为啊。”
这话带着刺，但苏清越听得出里面的试探——梁文斌在评估她的背景，她的立场，她的决心。
“梁主任，咱们直接点。”她打开文件夹，“您要求见我，想说什么？”
梁文斌双手交握放在桌上：“我想知道，你们掌握了多少证据，想把我定到什么程度。”
这个问题很直接，也很狡猾。他想摸清专案组的底牌。
“那要看您配合到什么程度。”苏清越不接招，“主动交代和被动查处，性质完全不同。这个道理，您比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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