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鸦镇大捷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一场更为复杂、影响可能更为深远的战役，在镇子边缘临时设立的俘虏营中悄然展开。近两千名垂头丧气的联军士兵，被有序地安置在这里，他们惴惴不安，等待着未知的命运。然而，他们即将经历的，是一场触及灵魂的“熔炉”锻造。
俘虏营设在背风的山坳里，虽然简陋，却干净有序。首先迎接俘虏们的，不是预想中的鞭挞和辱骂，而是红军医务兵忙碌的身影和略显粗糙但有效的救治。
一个年轻的省防军士兵，胳膊被流弹划开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剧痛和失血让他几乎昏迷。他感到有人小心地剪开他的衣袖，用清水清洗伤口，撒上消炎粉，然后用干净的布条仔细包扎。
“忍着点，兄弟。”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语气平静，“死不了，养好了还能回家。”
士兵艰难地抬起头，看到一张同样年轻、却带着坚定神色的脸庞，穿着洗得发白的红军制服，臂膀上戴着红十字袖标。他愣住了，这和他听过的关于“红匪”的传闻截然不同。
所有俘虏，无论伤势轻重，都得到了基本的医疗照顾。轻伤员协助医护，重伤员被集中看护。随后，热腾腾的野菜粥和杂面饼被分发下来，虽然简单，却能果腹。许多俘虏捧着碗，手在微微颤抖，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安稳饭了。
与此同时，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们拿着登记簿，在俘虏中穿梭，进行初步谈话。
“姓名？”
“约翰……约翰·米勒。”
“哪里人？”
“北边……橡木村的。”
“以前是做什么的？”
“……种地的，家里地少，交不起租子，被……被老爷抓来当兵的……”
工作人员飞快地记录着，偶尔抬头看对方一眼，眼神里没有鄙夷，更像是一种审视和了解。军官被单独隔离出来，他们的表情更加复杂，有傲慢，有恐惧，也有茫然。这种有条不紊、不带个人情绪的甄别，让俘虏们在最初的混乱后，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秩序，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尊严。
几天后，当俘虏们的伤势和情绪基本稳定，大规模的“诉苦大会”在营地中央的空地上召开了。起初，会场一片死寂。俘虏们低着头，或茫然四顾，没人敢第一个开口。他们习惯了服从和沉默。
主持会议的是红军教导大队的政委李维斯（原红旗学院讲师）。他没有催促，而是先讲起了自己的经历，讲他如何从一个备受欺压的学徒，在接触到新思想后如何走上革命道路。他的语言平实，情感真挚。
然后，他请出了几个经过初步教育、觉悟较快的俘虏士兵。一个名叫老彼得的原矿工俘虏，在鼓励下，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一开始声音很小，断断续续，但说到自己如何在矿坑里像牲畜一样劳作，如何眼睁睁看着工友被塌方埋掉，矿主却连抚恤金都不给时，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充满了悲愤。
“……我那可怜的老婆孩子，还在等着我拿钱回去买粮食啊！可那些老爷，他们住在金碧辉煌的房子里，一顿饭够我们一家吃一年！凭什么？！”
老彼得的控诉，像一块石头投入死水，激起了涟漪。又一个士兵站起来，哭诉地主如何强占了他家仅有的几亩薄田，逼得他父亲上吊。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诉说着长官的克扣军饷、无故鞭挞，诉说着战争的毫无意义和他们被迫拿起武器与同胞厮杀的痛苦。
起初是零星的抽泣，随后汇成了压抑的哭声和愤怒的低吼。长期被压抑的苦难和仇恨，如同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红军干部们静静地听着，适时地引导，将个人的苦难与阶级压迫、旧制度的腐朽联系起来。
那个名叫汉斯的年轻俘虏，就是最初被救治的伤兵，他听着同伴们的血泪控诉，想起自己被抓壮丁时母亲的眼泪，想起在省防军里挨过的耳光，再对比这几天在红军这里受到的待遇，他的眼神从麻木，到困惑，再到一种逐渐清晰的愤怒和醒悟。他紧紧攥住了拳头。
经过近半个月系统的政治教育、文化学习和劳动锻炼，俘虏营的气氛已然大变。曾经的死气沉沉被一种思考和讨论的氛围所取代。红军干部组织他们学习《劳动党宣言》简易读本，讲解剥削的原理，描绘一个没有压迫的新社会的蓝图。
终于，“道路选择”的时刻到来了。
李维斯政委再次站在众人面前，声音洪亮：“同志们！朋友们！经过这些天的学习，你们应该明白了，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苦难的根源。现在，摆在你们面前有三条路！”
他伸出三根手指：
“第一，加入我们红军！拿起武器，为了你们自己，为了千千万万和你们一样受压迫的劳动者，去战斗，去推翻这个吃人的旧世界！”
“第二，回家！我们发给足够的路费和一纸证明，证明你们已被红军教育释放，不再是帝国的士兵。回去种地，和家人团聚，做一个安分守己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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