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真是大明朝廷的莫大悲哀！
一方县衙被毁，官吏尽诛，竟是万民欢呼，奔走相告，如解倒悬之苦。“民心”二字，已被朝廷亲手丢入沟渠，践踏殆尽。官府威严扫地，其腐朽程度，已至土崩鱼烂之境，距离最终的倾覆，不过一步之遥。
任风遥凭此一战，以血与火的方式，在山寨中树立了无可动摇的绝对权威。那日他白发浴血、状若疯魔的身影，以及那喷吐死亡火舌的“妖器”，深深烙印在每个人心中。敬畏交加之下，众人无不凛然听命，甚至有人不敢直视其目光，唯恐这尊“杀神”反复无常。
唯有大虎，对任风遥知根知底。他心中暗忖：“若他真是视人命如草芥的魔头，当初又怎会舍命救助自己？真正的冷酷，是绝不会拥有那般炽热肝胆的。”
然而，沂水县衙内那修罗场般的景象，却又如此真实刺目——任风遥确实进行了无差别的杀戮，枪下亡魂不仅包括抵抗的衙役，甚至波及了院中的犬马。
当二虎看到那个被流弹波及、身躯残破的孩童尸体时，还是难掩内心的难过——他毕竟受过现代文明的教育，“不伤无辜”的原则曾是他信念的基石。但很快，一种更深的理解与辩护在他心中升起。他开始自我说服，将任风遥的失控归因于“紧急避险”下的极端反应：“试想当时，县衙内敌我混杂，乱局之中箭矢横飞，任何一丝迟疑，倒下的可能就是自己。
在那电光石火、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绝境里，理性往往会让位于生存的本能……这或许，是乱世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 这种想法，带着无奈，也带着为同伴开脱的义气，渐渐压过了最初的不安。
任风遥自己，则在狂热褪去后，陷入了更深的静默。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从踏出县衙第一步起，他已亲手斩断了所有退路，与这个腐朽的王朝彻底决裂。
他强迫自己压下翻腾的心绪，将目光从身后的血泊投向未知的前方。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必须如履薄冰，却又不能有半分退缩。他必须为跟随他的这些人，在这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任风遥觉得有必要了解下现在的历史。他再次进入了那神秘的仓储空间，启动电脑，开始疯狂查阅明末的历史资料。然而，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他竟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冲击。
他本来是要寻找历史大事记，以及可资“合作”的伙伴的，但史书与后世评述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却是光怪陆离，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竟有无数截然不同的面孔。
以辽东危局为例，便是迷雾重重：袁崇焕之死，一说是崇祯帝自毁长城、昏聩多疑，中了拙劣的反间计；另一说则言袁崇焕擅杀毛文龙、私下议和，确有取死之道。孰是孰非？
而毛文龙其人，有的史料称他是牵制后金、孤悬海外的抗清英雄；另一些则指他虚报兵额、糜饷养寇，形同军阀。谁真谁假？
而对那搅动天下的“闯王”李自成及其义军，评价却是撕裂般矛盾：在一些记载里，他们是替天行道的义师，所到之处“开仓而赈饥民”，提出的“均田免赋”口号深得民心，是底层百姓在绝望中的希望。
但在另一些笔墨中，他们却是烧杀抢掠的流寇，尤其在后期军纪败坏，于北京城拷掠百官、纵兵殃民，其速败正是因其腐化堕落、不得人心。
而对当朝天子崇祯的评价，更是两极分化：有人赞他励精图治、事必躬亲，非亡国之君，却当亡国之运，一生都在试图挽救一个烂到根子里的王朝。
也有人斥他刚愎自用、刻薄寡恩，急于求成、滥杀大臣，正是他的多疑与急躁，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任风遥越看越是心惊，只觉得历史仿佛一个任人打扮的孩童，真相被层层叠叠的笔墨和立场掩盖。善与恶、忠与奸，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不断翻转。
人嘴两张皮，成败论英雄。那些青史留名的，未必全是忠良；那些被口诛笔伐的，或许也另有隐情。
这种认知上的混乱，让他感到了深深的困扰。他原本想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和借鉴，却发现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罗生门，充满了矛盾和不确定性。
良久，他缓缓合上电脑，眼中最初的迷茫渐渐被一种坚定的清明所取代。
他意识到，沉溺于后世对过去的纷争毫无意义。他身处的是活生生的“现在”，眼前的百姓疾苦、官逼民反的现实，才是唯一确凿无误的真相。
他决定不再被书斋中的史论所束缚，而是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判断。他要看的，是这沂水县贪官如何草菅人命，是这天下苍生如何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他要走的，是一条基于当下现实、为自己和追随者求存求变的道路。
历史由后人评说去吧。路，却在自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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