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忘记了。或者说，在撒哈拉无尽的热浪与沙尘中煎熬了一年半之后，我们刻意遗忘了。遗忘了那种深入骨髓、能将钢铁冻裂、将血液凝成冰渣的寒冷。遗忘了大地如何变成一块坚硬的、滑不留手的铁板，遗忘了呼吸如何在空气中瞬间化作刺痛肺叶的冰针，遗忘了手指触碰金属时那撕皮裂肉般的粘黏痛楚。
俄罗斯的冬天，从未真正离开。它只是在夏秋之际暂时退却，蛰伏在北方的针叶林和广袤荒原的深处，积蓄着更严酷的力量。当1942年的深秋被第一场真正的大雪粗暴地终结，当铅灰色的云层终日低垂，不再散去，当伏尔加河畔呼啸的北风开始带着西伯利亚的气息时，我们才惊恐地意识到——那个曾在莫斯科城下几乎埋葬了整个“巴巴罗萨”计划的噩梦，回来了。而这一次，我们被困在了一片向伏尔加河突进的狭长地带上，背后是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前方是斯大林格勒这座日益狰狞的钢铁熔炉，脚下，则是迅速化为冰雪地狱的泥沼。
寒冷首先征服了大地。秋日的泥泞，那些曾深深困扰我们的粘稠黑泥，在一夜之间被冻结实了。地面变得无比坚硬，坦克履带碾过时，不再是噗嗤的闷响，而是清脆的、令人牙酸的“咔嚓”声，那是冻土碎裂的声音。这似乎带来了“好处”：陷车的风险大大降低，在平坦的冻原上，坦克甚至可以开得更“快”一些。然而，这坚硬的表面之下，是更深的陷阱。冻土并不均匀，一些看似坚实的区域下面可能是未冻透的软泥或空洞，履带压上去，表层的硬壳碎裂，坦克瞬间就会歪斜、下陷，比在松软泥地里更难以救援。
接着，寒冷开始侵蚀“莱茵女儿”本身。这位来自温带工厂的钢铁淑女，对零下二十度、三十度甚至更低的严寒毫无准备。每天清晨启动发动机，成了一场折磨意志的仪式。威廉必须提前至少一小时，用珍贵的固体燃料块点燃特制的加热盘，塞进发动机油底壳下方，慢慢烘烤那已冻成蜡状的机油。电池在低温下电量锐减，启动马达发出吃力的、仿佛随时会断气的呻吟，要尝试好几次，才能听到发动机那一声咳嗽般的、不情愿的爆响。即使启动后，水温也爬升得极其缓慢，在达到工作温度前，坦克只能像患了风湿的老者般缓慢挪动，不敢施加大负荷。
润滑油在严寒中变得粘稠甚至凝固，炮塔的旋转机构——那曾经在北非沙尘中嘎吱作响、在斯大林格勒外围被震动影响的系统——如今转动起来更加艰涩、缓慢，仿佛每个齿轮都灌满了铅。埃里希操作方向机时，需要付出比平时大得多的力气，而且精度难以保证。主炮的俯仰机构同样受影响，低温使得液压油变得迟钝。
最要命的是观瞄设备。炮队镜、车长潜望镜的玻璃内侧，极易因舱内外温差而凝结水汽，并迅速冻结成一层薄霜，遮挡视线。我们必须频繁地用特制的防雾布擦拭，但效果有限，尤其是在持续观察或战斗间隙。呼出的热气在冰冷的目镜框上结冰，有时甚至会粘住眼皮。
人员所受的折磨更是无以复加。发放的冬季服装——棉袄、厚裤、护耳帽、手套——在最初几天似乎还能抵挡，但随着气温持续下降和潮湿（出汗、雪水浸染）的影响，它们迅速变得沉重、板结，保暖性能大打折扣。靴子难以完全防水，站岗或作战一段时间后，脚趾就会冻得失去知觉，这是战壕足的前兆。手指即使戴着手套，在操作冰冷的金属开关、旋钮或炮弹时，也会很快冻僵，变得麻木、笨拙，甚至出现冻疮。
车厢内部也不再是避难所。发动机的余温难以驱散渗入骨髓的寒意。金属舱壁和内衬冰冷刺骨，倚靠上去片刻就会带走大量体温。我们不得不尽量挤在一起，分享微弱的体温，但活动空间本就狭小，这进一步加剧了不适和疲劳。
机动性，这个在沙漠中我们曾竭力维持、在斯大林格勒外围勉强挣扎的能力，在寒冬的魔爪下，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每一次出动，都变成对坦克和车组耐寒极限的测试。行程必须缩短，因为燃油消耗在低温下会增加（发动机效率降低，且需要更长时间预热），而燃油补给，如同其他一切物资一样，正在变得和新鲜空气一样稀有。道路——如果那些被碾得光滑如镜的冰面能被称为道路的话——成为新的噩梦。履带在冰面上的抓地力极差，转向极易打滑，下坡时需要极其小心，否则可能失控。许多被击毁或废弃的车辆残骸，此刻成了光滑冰面上致命的障碍物。
我们曾以为突破了斯大林格勒外围密集的防御工事，就能更接近城市，进行我们“擅长”的机动或近距离突击。然而，寒冬将一切都慢放了，凝固了。推进变得更加缓慢，更加艰难。苏军同样承受着严寒，但他们是在本土作战，似乎更懂得如何利用严寒进行防御。他们的狙击手裹着白色的伪装服，与雪地融为一体；他们的步兵从冻得硬邦邦的土地里挖出更深的、覆有原木和积雪的掩体；他们的坦克（主要是T-34）据说采用了不同的防冻液和冬季润滑油，适应性似乎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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